风雨飘摇话军统(但导演处理结尾太富于个人英雄色彩，有感动但却脱离了群众，没有与观众达到情感共鸣，有些烂尾。)

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谍战剧层出不穷，例如《亮剑》、《伪装者》等等，由华谊兄弟出品、张自强执导的电视剧《上海喋血枭雄》，又称《双雄》，或许是前期宣传不够，或许是剧情太过老套，双雄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水花，许多人连名字也没有听过，看过的一些人评价也是十分之低，我个人认为双雄并没有那么烂，也有闪光点所在，但确实不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视剧。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讲两个英雄人物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日军侵华之初的上海，国土被侵略，东北人民饱受残酷战争的痛苦与上海滩的歌舞升平形成鲜明对比，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足见人民的麻木和可悲。就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涌现了许多爱国人士，许念东、顾应铭便是其中一份子。

这部剧传达了那个年代为国捐躯的伟大爱国情怀，许念东与顾念铭面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有迷茫，也走过弯路，最终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以牺牲小我成就了大我，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但导演处理结尾太富于个人英雄色彩，有感动但却脱离了群众，没有与观众达到情感共鸣，有些烂尾。

剧情拖沓，不紧凑，稍有亮点的便是首次饰演大反派的邵传勇，他在剧中饰演萧万坤，将这一人物的心理纠结、人物性格转换拿捏得当，饰演顾念铭的林保怡也是吸引了不少眼球，与之相比，主角林在云却没有足够的人物张力与表现力。

类似双线叙事的剧情新颖、战乱纷飞的战争年代、国仇家恨的情感共鸣，虽然故事整体剧情有些老套，但若能在细节剧情上下点功夫，宣传再给力些，这部剧不至于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在谍战剧《潜伏》里，为什么军统天津站的高层里只有余则成偶尔会穿军装？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穿便装的？

首先要搞清楚，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所以是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单位，也就是属于军队系列的情报机关，也就是说军统的正式人员，自然就是正儿八经的军人，军统局的局长就是中将衔，军统局本部的各处处长都是少将衔，外派各地的站长也是少将衔。像戴笠就是中将局长，不过这是职务军衔，他的铨叙军衔一直都只是少将，直到死了以后才追晋中将的。在《潜伏》剧中，天津站的站长吴敬中是少将，余则成最初是少校，后来晋升中校，这才有资格出任副站长。所以，军统人员都是正式的军人，都有军衔，所以穿军装，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为什么在剧中，除了见过余则成穿军装，其他天津站的高层，基本上都没看到过穿军装？

接着介绍一下军统的来历，军统正式成立，还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准备在江阴沉船，组成封锁线，堵住日本在武汉等地的长江舰队，来个关门打狗。但这个绝密计划被汪精卫的秘书黄浚交给了日本人，日本长江舰队连夜出逃，躲过一劫。事后国民政府全力侦查，最后查出了罪魁祸首是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黄浚，并将其以汉奸罪处决。受这一泄密事件的刺激，国民政府决定扩编情报机关，加强情报搜集和安全保卫。就这样，军统于1938年4月正式成立。之前虽然已经有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目，但这是整个国民政府的各个情报机关的上级统领单位，后来的军统、中统都是这个军统下辖的处级单位扩编而来。

而军统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埔军校时期的密查组。1932年4月，蒋介石第二次复出后，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成立了力行社，最初主要的发起人有贺衷寒、邓文仪、潘佑强、桂永清、郑介民、葛武启、梁干乔、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刘健群等13人，这也就是“十三太保”的由来，社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此后又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了复兴社，因此很多人以为复兴社就是力行社，其实复兴社不过是力行社最大的附属组织。力行社没有具体的组织机构，其成员也不过只有70多人，主要都是前几期黄埔毕业生，尤以第1期生居多，隐秘性很高。复兴社的成员则庞大得多，大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政府机关中下级职员，组织机构为干事会和监察会，下设军事处、宣传处、训练处和特务处。其中的特务处就是军统的前身，处长就是戴笠。

1932年9月，特务处开始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公开名称开展活动。1934年特务处又兼并南昌行营调查科，戴笠兼任科长，特务处的实力逐渐扩充，军统初具规模。

1938年4月军事委员会调查局扩编，原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第二处（就是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才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军统），第三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特别检查处。复兴社同时解散，复兴社特务处等于是摇身一变成了军统，而且规模进一步扩大。

所以，从军统的发展脉络来看，黄埔系的背景十分浓厚，这也是后来蒋介石更青睐军统而不是中统的原因之一，除了军统在抗战中的成果更显著之外，黄埔系的背景更是被蒋介石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嫡系，相比之下，中统是国民党党务系统的背景，自然难以得到蒋校长的信任。

那么好了，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从根子上就有黄埔系的背景，从事的是情报工作，可是人员都是正经的军队编制人员，都是有军职在身的人。但是除了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工作的人员之外，很少会穿军装，这与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关，情报工作的第一要素就是做什么事都最好不要引起注意，除非任务本身有特殊需求。所以，军统并没有一定要穿军装的规定。

在《潜伏》当中，整个军统天津站，确实只看到余则成偶尔会穿军装，另外就只有陆桥山离开天津站之后，以国防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天津，也穿起了军装。不过，他这时已经随郑介民去了国防部二厅，严格来说并不是军统人员，而是国防部二厅的人员，自然是要穿军装的。

其实注意一下，余则成穿军装的时候，都是非常正式的场合，比方他刺杀李海峰而立功受奖时，一礼堂里的军统特工全都穿着军装，在正式场合，在编的军统人员当然都是要穿军装的。

还有，天津站的几个高层都没穿军装，主要也是因为他们不过是配角，正是因为是配角，没必要去表现他们的类似高光时刻，否则军统内部受奖、授衔仪式，应该都需要穿军装出席，毕竟是军队系统的部门，这样的正式场合肯定都是要穿军装的。另外军统也负责军队内部的安全保卫和军纪，那么这些在军队工作的军统人员平日里更是都要常年军服在身。

天津站作为军统的外派机关，余则成他们身处各大城市，针对社会工作为主的，就没必要一直穿军服，所以这东西就是看需要，并没有正规部队官兵那种必须穿着军装的严格规定。

因此，在《潜伏》剧中，除了余则成在受奖时穿军装，其他田间站的高层基本都是穿便装，还是很准确展现了当时的情况，说明《潜伏》的编导还是用心了的，应该点赞！要特别注意，“军统”的存在方式，绝不像各种谍战神剧描述那般舞舞扎扎，除了在重庆罗家湾的局本部以外，在各地的外勤站组都是秘密办公，办公地点不挂牌子，人员也都不穿军装。

而且必须要为剧组点赞的是，剧中出现的军装都是中山装式样，而不是很多影视剧里的那种美式小翻领西装样式，因为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的军装都是中山装样式，西装样式一直要到败退到台湾1950年代以后才开始采用的。

作为秘密情治单位，军统和后来的保密局在各大城市的甲种站站长，基本上都是少将军衔，同时兼任当地警备司令部二处（稽查处）处长，以便进行公开活动和在大的行动中调集军警宪特。所以《潜伏》里吴站长经常可以调用宪兵出任务，军统跟宪兵司令部、宪兵团是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但是老吴有着军中兼职，这才可以调用宪兵。

就内部而言，既然军统天津站是秘密单位，那么大小特务为避人耳目，能少穿军装就尽量少穿，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开的军事单位。就外勤任务来说，军统大多执行的也是秘密行动，穿便衣当然更加方便，需要亮出身份时，出示证件即可。

另外，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正是军统最“夹着尾巴”的时期，在举国反特务统治的呼声中，在陈立夫、陈诚等政敌的推波助澜之下，以及老蒋对军统势力太过庞大的担忧，军统面临被大幅裁减和缩编的压力，在政治上完全是“过街老鼠”的状态。所以各外勤站点更得“夹着尾巴”做人做事，如果还要穿着军装招摇出入，那是生怕不被曝光的节奏。

戴笠视察平津，其实就是为了逃避正在重庆等着他的“八人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缩编军统。所以戴笠在北平天津磨洋工，借口处理马汉三案件迟迟不回重庆，但是最终还是经由天津经青岛去上海，结果飞机撞山失事。

所以，抗战胜利以后的军统，早已不是抗战时期那种飞扬跋扈的状态，从戴笠到下面的大小特务，都知道军统的地位正处在风雨飘摇，很少有人还会在这当口故意张杨。在《潜伏》剧中，陆桥山是中校情报处长、李涯和前任马奎都是中校行动队长，这都是要经常出外勤的，所以身着便装是合理的，而余则成一开始只是个少校机要室主任，说白了是坐机关的。因此余则成在天津站的办公楼里偶而穿着少校军装也是合理的，反正是在自家的机关内。但是如果注意观察的话，无论是余则成上班、下班或者被站长直接派遣出去公干，比如抓贪污犯的时候，他就和其他的外勤特务一样，也是身穿深藏青中山装，这是当年军统特务的标配。中统不是军事单位，自然更不用穿军装。

戴笠死后，军统受到了打压，所有的公开机构、也就是绝大多数能够穿军装的单位，全部被并入“国防部二厅”，失去了军事情报职能。内外勤人员也被从50000多人砍到只剩6000人。只有核心的秘密部分才留下来改称“保密局”，所以在《潜伏》的后半程，保密局天津站的特务，更不大会穿军装了。

天津站高层的办公室里，肯定是军装和便装都备着，所以唯一在细节上的BUG，就是戴笠来天津站视察时，从站长到处长、队长都应该是正装也就是军装觐见的，这时还穿便装明显就不对了。

军统后来因为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负责破坏地下活动，手上沾了不少地下工作人员的血债，所以在大陆的影视剧中大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但公正的历史评价，军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也是非常惨厉壮烈的，应该说也曾经为国家、为民族立过功。军统在情报专业上，其实比不过中统，在沦陷区的抗日锄奸，都是靠血勇在拼，这个情况有点类似德国的党卫军。军统后来那么大的名声不是没原因的，特别是利用抗战期间和美国海军情报机关的合作，得到了大量资金、装备的援助，从而在抗战结束后成为庞然大物，校长再视戴笠如心腹，也都开始担心军统尾大不掉，戴笠之死至今都阴谋论不断，并在戴笠死后将军统拆分缩编。。这也是那个年代人治大于法治，所产生的副作用之一了。

岳飞是河南安阳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亲率将土，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拐子马”。金军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史称“康乾盛世”的顶峰。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国富兵强，它拥有东起库页岛、西至葱岭的辽阔版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历时130年的“康乾盛世”成为辉映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的最后一抹残阳。
那时的乾隆皇帝风光无限，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这一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他要大办万寿庆典，世界各国使节纷纷来到京城纳礼朝贺。为了显示皇朝的尊贵与富足，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
北京故宫博物院官廷史专家徐启宪对清宫历史和宫廷器物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曾撰写过金编钟的条目说明。据他介绍，这套乾隆时期的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它是由清宫的工部、户部和内务部造办处共同铸造的。首先由画工画出编钟的图样，呈现给乾隆皇帝审阅；审阅以后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后再呈皇帝审阅；皇帝审阅以后再铸造成样子，铸造成样子以后再呈皇帝审阅；再开炉铸造；铸造好以后再经过高超的工匠的锉磨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
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大典中，这套金编钟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它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编钟上瑞兽复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金钟，彰显着帝王尊贵之象。更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实属稀世之宝。
金编钟的制造工艺让人啧啧称赞；它发出的和谐清脆音调，让人叹为观止。这小小编钟不仅是历史文物，也是艺术珍品，折射出康乾时期盛世国力的强盛。 乾隆王朝六十年，虽然表面上富足昌盛，但暗中却早已危机四伏。鼎盛过后，大清王朝开始走上下坡路。乾隆驾崩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几朝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腐朽的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08年12月24日，不到三岁的溥仪登基，当上了宣统皇帝。1912年溥仪六岁时发布诏书宣布退位，大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根据民国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例》，这位逊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宫。皇帝的排场不减，正如徐启宪所言：“他宫内的太监宫女还是有一大批，再加上亲属官员，有一千多人。
1922年，16岁的溥仪到了成婚的年纪。虽说是逊帝，风光不再，但宫中上下依然照旧例，开始为他操办大婚典礼。
当年光绪皇帝结婚时，曾命人绘制了一幅记录婚礼场面的《大婚图》，逊帝溥仪的婚礼仍要照此办理。从纳彩礼到大征、册立，婚庆大典足足折腾了40天。大婚典礼花费银圆数十万两，排场一应俱全，不减当年。这既是清室强弩之末的垂死挣扎，也是遗老遗少最后怀抱的复辟残梦。
溥仪大婚之日，便是金编钟最后一次在宫中盛典上敲响之时。
如此巨额的花费从何而出？逊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虽然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中华民国每年拨给逊清皇室四百万元新币，作为逊清皇室的经费开支。但是民国政府每年不能如数发给逊清皇室经费，逊清皇室只能每年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财宝。
这次大婚也不例外，逊清皇室就地取财。故宫院刊曾登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次珍宝被典卖的经过：“民国十三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四十万元，金册等抵押四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这样被典卖出了故宫的高墙。
北京前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叫西河沿的小街巷，离街口不远的洋楼就是当年的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张镇芳是清朝的进士，曾做过江西督军、长芦盐运使。他与袁世凯是亲戚，在创办盐业银行时，争取到袁世凯的支持。盐业银行官商合办，资金雄厚。据原天津史志办主任郭凤歧介绍，上个世纪20年代，溥仪把宫中的金银财宝典给盐业银行时，“盐业银行当时的总经理是吴鼎昌，副总经理是朱虞生和陈亦侯，陈亦侯同时又是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总经理。”
溥仪典当金编钟等财宝后，盐业银行立刻做账，将这笔账目勾销。金编钟摇身一变成了银行的账外资产。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
1924年5月，《京报》首次披露了金编钟出宫的消息。逊清皇室的内务府特地登报辟谣，盐业银行也声明否认。但此事仍然像一阵风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时，典卖国宝的溥仪已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故宫，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下去了天津，后来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回来赎金编钟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时局动荡，华北危机。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身为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办事胆大心细，在儿子陈骧龙心目中，是个原则性强，做事认真严谨，又不乏冒险精神的人，“他是温州人，总喜欢有点冒险的精神，而且有一些做生意的头脑。”
陈亦侯接受任务时，不曾想到转移金编钟这件事会几度让他险招杀身之祸。
陈骧龙说：“这种转移是很严密的，不能让外人知道一点消息。我父亲当时就用他自己的一个黑别克汽车，天津、北京来回跑，把这东西（金编钟）从北京运出来。在从北京运出来的时候大半还是晚上，而且有一次晚上，车还碰上了一个喝醉酒的日本人，碰得生死不知，但那时可不能停车。看来当时运这些东西也是很惊险的。”
金编钟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呢？
原来，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对外开埠较早，天津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许多中资、外资银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里盖起了众多的洋楼，这些银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两侧，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条街。在当时的天津金融界号称“北四行”的大陆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和盐业银行均地处外国租界内，正如郭凤歧所说：“中国的军队管不着它，所以它比较起来相对安全。”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位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洋楼，高大气派，营业大厅用大理石铺面，显得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上描绘着长芦盐场兴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的地下，有着迷宫般的地下库房。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门来。
日本人首先打出的是友情牌。
陈骧龙回忆，当时日本在天津的一个副领事，带着女儿来拜访父亲陈亦侯，主动跟他交朋友，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拜他做干爹。“日本副领事送来的东西主要是日本的漆宝烧那种瓶子，还有一些盆景。我父亲跟他说：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把这些东西送到银行去，我家是不收礼物的。不能不应酬日本人，可我父亲认为凡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都要十二分的警惕，所以一丁儿点这方面的信息他是不会去露的。”
友情牌失算，心怀叵测的日本副领事带着他的礼物无功而返了。
为了得到金编钟，日本领事又使出一招美人计。
一日，陈亦侯被邀与日本领事共餐，席间日本女人围坐。“问那个金钟的事，他不说，就跟日本人说别的”，日本领事托词先走，留下陈亦侯和一众日本女人，“他拿着帽子就走了。”陈亦侯的妻子杨梦莺回忆道。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金编钟的去向，情况十分危险。
事情变得紧急，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派一个银行职员去西安，从西安给身在重庆总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拍电报，请示金编钟等物如何处理。
那时，吴鼎昌是贵州省主席，又是蒋介石的文官长，陈亦侯认为理应由吴鼎昌拿主意。然而，“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往上海，再由上海经由香港发往重庆，找到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循着原路辗转回到天津盐业银行。这封历时一个月的回电上只有一个字：‘毁’。”
“这意味着把金编钟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稀世国宝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陈骧龙不禁后怕。
金编钟面临被外国列强掠夺的危险，而上司的回电只有一个字：“毁”。按照这一字之令，就要把金编钟回炉融化成金条，国宝将不复存在。陈亦侯会执行吗？
陈亦侯接到电报时，从震惊到破口大骂。他说：“世界上的铜还不是每一块都敲得响的，何况金子！拿纯金做成的金编钟是乐器啊！这个金子是敲得响的能敲出乐曲来的。”他拿定主意，金编钟绝对不能毁。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哪怕承担危险，承担责任。“这张电报，他一直保存着，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混帐的一个电报。”陈骧龙说。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风声，金编钟在盐业银行看来是藏不住了，必须转移。此时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胡仲文出生在江苏淮安，四岁时跟父亲来到天津，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同乡同学。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胡仲文之子胡宗渊这样讲述他的一生：“南开大学商科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经过我的外祖父朱虞生介绍到上海四行储蓄会做会计员。我的外祖父当时是北京盐业银行的副经理。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回到北京来结婚。1940年春天，他由上海调到天津，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的经理。”
那时，在天津成都道上有一片老房子组成的小区，名叫永定里，是高级住宅小区，很多名人在这儿居住过。如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著名医生朱宪彝等。永定里15号就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的住宅。
胡仲文家与陈亦侯家前后院，陈骧龙回忆胡仲文与父亲陈亦侯：“他们关系很好。而且胡仲文这个人非常靠得住，他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所以我父亲也非常看重他。”
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地下的密室。在这座楼上的经理室中有一个旁门，里面通着的是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还有一扇小门，打开后是一处封闭的转楼梯，楼梯直通地下一处暗室。这里无疑正是密藏金编钟最理想的地方。他“事先心里已经想好的，所以就找了胡仲文”。陈骧龙解释。
多年后，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回忆起那个不平常的夜晚：“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老先生跟我父亲是老朋友，他们过从很密。当我父亲1940年从上海调回来以后，在4月，有一天晚上，陈亦侯先生找到我父亲商量一件密事。”
夜幕下，陈亦侯来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里，两位老友促膝而谈。陈亦侯把金编钟一事如实相告，并把转移金编钟到四行储蓄会的想法和盘托出。深明大义的胡仲文不负重托，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在那个万籁俱静的晚上，陈亦侯和自己贴身的司机一起，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自己的车上，然后亲自押车驶进夜幕中。
“那天晚上12点以后，他们等到银行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机杨兰波，我父亲就跟他经理室的工友徐祥四个人商量转移了。”胡宗渊说。
那是一辆很大的车，陈骧龙回忆：“父亲用自己坐的汽车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运到四行储蓄会。那个时候也就算是挺大、挺讲究的车吧，就把这东西（金编钟）装在我父亲的车上。”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到相邻的英租界的四行储蓄会，大约只有三百米的距离。但一贯办事谨慎的陈亦侯为了掩人耳目，让司机沿着法租界的边缘，绕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开到当时电网外的佟楼，在佟楼那里掉头，再沿马场道回到英租界，这样三百米的距离，就整整绕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开回四行储蓄会。而在四行储蓄会楼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胡仲文带着一个亲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们。
接着，陈亦侯的司机帮忙，一行四人将金编钟放在四行储蓄会后面转楼梯下面的一个小库房里。“放进去这个小库房之后，借口时局不好要储存一些煤。我父亲又是开滦矿务局的董事，所以就跟开滦矿务局要了一批煤。整个把这个库房装进煤去。”陈骧龙认为父亲当时的做法万无一失。“这个事儿办完之后，据我父亲跟我讲，那天晚上就在四行储蓄会，这个事儿做完以后，两个人拉着手，他跟胡仲文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成为交战国，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他去宪兵队参观，人们传闻：“陈五爷被日本宪兵给抓走啦！”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对地下库房的房间墙壁，进行了仔细地丈量，最终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
陈骧龙说：“查了一溜儿够什么也没发现，日本鬼子无功而返。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借口，就把我父亲也就放回来了。”家里人松了口气。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发起总攻。日本帝国遭到灭顶之灾。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此时以抗日功臣自居的国民党政府马上向全国各大城市派出军队，同时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到占领区劫收钱财。
孔祥熙，这位晋商出身的国民党财政总长，对金钱有着特殊的兴趣，他也盯上了金编钟。孔祥熙就任财政总长，来到天津，让随行的秘书去拜访陈亦侯。
据陈骧龙回忆，这个秘书，是陈亦侯当初在译学馆的一个同学。“他来看我父亲呢，一个是事先打个招呼，再有一个也就是说也要探听一下金编钟的下落。而且直截了当地就提到这件事。于是我父亲待他就不客气了。我父亲大怒，拍桌子说：‘你们倒都跑了，你们跑的时候把这些要杀头的东西，都留到这儿。等我要问你们怎么办的时候，吴鼎昌告诉我叫我毁，你们这儿又来问我。’我父亲破口大骂。于是他（孔祥熙秘书）说：‘你怎么还是当初那个老脾气，随便的一句话，随便的一句话。’然后我父亲说，这件事你去问吴鼎昌，因为当时吴鼎昌是蒋介石的红人，是蒋介石的文官长啊。估计他也不会，他也不敢去问，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1945年底，军统局长戴笠来到天津，在睦南道的一栋小楼里策划恢复、重建天津的特务组织。一向嗅觉灵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闻风找到了陈亦侯。
陈亦侯之妻回忆，当时戴笠找到陈亦侯，问他金编钟的下落。陈亦侯说，我没有。戴笠问，你搁在哪儿了？陈亦侯说，你去找去吧，我搁在哪儿。大家都知道陈亦侯把金编钟搁在地窖里。于是戴笠去搜，地窖里并没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来到天津，此时有人递上一封诬告信，称陈亦侯是汉奸，家中藏有金编钟是敌产。这一次戴笠将此信交给了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让他去抓陈亦侯。
李汉元拿了这封信就来找陈亦侯，他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骧龙描述当时的情景：“我父亲拿了这封信一看说，你是知道情况的啦，你说怎么办？李汉元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儿。他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他说，戴笠那儿我交账。”
为什么陈亦侯不把金编钟交给国民政府，而李汉元又肯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原来，在抵押给盐业银行的这批东西里头，有册封皇后用的纯金金册。可这些金册在流转的过程当中，被当时的一些人化成金条了。所以金编钟交出去会不会也难逃化成金条的命运，陈亦侯心里没底。而李汉元，“当初是死抗日的，日本人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我父亲就说，你的目标太大，你在这儿躲，总也是躲不过去的。那怎么办呢？我想办法把你送走。这样就用银行职员的名义，把李汉元从天津的张贵庄飞机场，买了飞机票，经上海去香港，把他给送走了。送走的时候还用面口袋儿，装了二百块现大洋扔到飞机上。这样他就平安地离开了天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成了天津警察局的局长，而且他在军统里身份也很高。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说他跟我父亲可以说是非常莫逆的。”陈骧龙解释。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无人过问，不了了之。
金编钟又逃过一劫。
光复后的国民党政府一边继续忙于内战，一边近乎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市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胡宗渊回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到了天津，曾经宣布凡是举报隐藏金银财宝的可以提取70%的奖金，“我父亲和我们说，如果当时和他一起密藏金编钟的杨兰波司机和徐祥工友举报的话，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我父亲说，真正值得钦佩和称赞的，是他们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汉。”
陈骧龙也感慨地说：“他们熟视无睹，对荣华富贵从不动心，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英雄。”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9个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解放了天津城。解放后，天津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了军管会。当时天津的治安状况比较混乱，金融秩序也比较混乱，军管会发布告示：私营企业要歇业三天。开业的第一天，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编钟和故宫珍宝的清单，交到了军管会的金融管理处。
在胡仲文上交给军管会金融管理处的这份故宫珍宝的清单上，16只金编钟列在首页，上面详细记载着每只金编钟的含金重量和名称。当年典卖出宫的珍宝共四千多件，其中有两千余件在流离失所中遗失或被经手人拐卖出国，唯有经陈亦侯和胡仲文保护下来的金编钟等珍宝重新回到了故宫的怀抱。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
当年把生命托付给对方，全心卫护国宝的两个人此时心事已了。
“胡仲文见到我父亲，跟我父亲就讲起，这金编钟已经移交给军管会，而且送回故宫。那时候还没有成立故宫博物院，就是送回到故宫。我父亲跟他说，你替我了了一段心事，你做了一件好事。”陈骧龙说。
胡仲文刚过完八十大寿就编了二十四句话的诗，在这首朴实无华的二十四句诗中，表达了他自己一生所坚守的无欲无求、贫而乐的人生信条。
上个世纪50年代，胡仲文调到北京工作，任人民银行参事。
陈亦侯解放后因年事已高，在天津退休。
他们都没有对家人提起当年护卫国宝的事迹，但金编钟却成为他们一生的牵挂。
胡仲文的孙子胡光增提起：“1974年我和我爱人热恋的时候，来北京看望爷爷奶奶，他嘱咐我们要到故宫去看看金编钟，这时候他就强调，这套金编钟不一般。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不一般，他没有回答我，只是说金编钟经历过风雨，金编钟是国家的宝贝。”
而陈亦侯的儿子陈骧龙也有类似的经历：“保护金编钟这个事情啊，从来家里人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以后，中央有一个文史资料，文中讲了这个金编钟的事。有一句是‘幸亏有陈亦侯保存’什么的。我父亲说我这一辈子，非常满意的一个评价，就在这‘幸亏’二字。”
在天津政协委员会存放的文史资料中，有一篇胡仲文撰写的四行储蓄会经营始末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披露了密藏、保护金编钟一事，这是关于金编钟传奇经历第一次完整的记载。
岁月如流，人海茫茫，虽几经努力，我们未能找到司机杨兰波和工友徐祥的后代亲人，他们一样是值得后人尊敬和纪念的英雄好汉。
胡仲文老人在辞世前曾叮嘱儿孙，要常去故宫看看金编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