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星辰影院人气：334更新：2022-07-27 21:59:09
为了避免再次陷入黄河源沼泽地，运输总队对这次进藏的路线重新作了选择。
1953年5月的一个晚上，慕生忠听运量队员说，从香日德向西约600多里，有个名叫“郭里峁”或“格里峁”的平川，旁边还有一条南北向小河。沿那河往南，就能沿雪山边缘，越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黑河（那曲）去拉萨。那天晚上，慕生忠一直在心里念叨着：“郭里峁”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一醒来，慕生忠就吩咐部下找来一张马步芳时期留下的地图，在上面找了又找，终于找到了“噶尔穆”三个字和一个小黑点。他心里想，“噶尔穆”会不会就是“郭里峁”？他叫人去问周围的牧民，回来的人兴奋的冲着他喊，“噶尔穆”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而且，那张地图上还标示出从香日德通往噶尔穆的一条公路，也就是说，马步芳以前在这里修过公路。
这个发现使慕生忠极为兴奋，他立即命助手张震寰和赵建忠带了一个小分队，拉着几峰骆驼，去找这个叫“噶尔穆”的地方，小分队一路走走停停，见人就问：“这是不是噶尔穆？”一天傍晚，他们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见一片芦苇，许多黄羊和野马在追逐着。张振寰立即派人回去告诉慕生忠，但一点都不能肯定这就是“噶尔穆”。
慕生忠领着大队赶到，大家聚拢在一起争论，这里到底是不是那个“噶尔穆”。慕生忠开始一言不发，后来就说来句：“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然后转身走了。第二天，队员们醒来的时候，看到一块牌子插在帐篷旁边，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噶尔穆”。
这个由6顶帐篷划定的“噶尔穆”，就是后来的进藏大本营——格尔木市的雏形。1953年10月，西藏运输总队格尔木站正式成立，驻站的十多名工作人员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
新的进藏路线选定后，运输队不用再走沼泽地，但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连绵雪原却给习惯于吃高草的骆驼带来极大的灾难。雪地无高草，自带的草料不几天就吃完了，身躯高大的骆驼不得不弯下脖子去啃地皮上的草根，很快，一个个瘦成了骨头架子，随即淌着伤心的泪滴倒在了路旁。他们驮运的粮食开始是加在其它骆驼身上，最后，骆驼越死越多，宝贵的粮食只好被抛弃在路边。
再次进藏的艰难经历终于让慕生忠明白，靠原始的运输方式来保障西藏的供给，决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954年2月，正是北方最冷的季节，慕生忠穿着厚厚的皮大衣，带着被高原风雪磨砺的十分粗糙的皮肤，从青海来到北京，找到了交通部公路局。他向公路局局长自报家门后，便直截了当地提出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的要求，请交通部多少批些钱。
局长一听吃了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
“所以我才来要求的呀。”慕生忠回答。
“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还是……”
“不，我代表我个人，我是从青海来的！”
这可让局长犯了难，修青藏铁路，既不是国家安排的，也不是主管领导机关西藏工委要求的，而是工委组织部长兼运输总队政委自己来请求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大胆胆子也太大了，难道连这点组织程序都不懂？
这时，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慕生忠立即登门看望，并把修筑青藏公路的设想，给老首长作了汇报。听完汇报，彭德怀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前，抬起手从敦煌一下子划到西藏南部，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临别前，彭德怀要慕生忠写个修路报告，再由他转交给周恩来总理。
几天后，周总理批准了慕生忠的青藏公路修路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拨30万元作为修路经费。随后，彭德怀又安排兰州军区为慕生忠拨出了10名工兵、10辆十轮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等物资。
慕生忠后来在回忆中多次提到这件事，说：“没有彭老总，就没有青藏公路！”
美国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慕生忠的眼光看得更远。他知道，要从根本上克服进藏交通的困难，还要靠铁路。1955年10月，慕生忠带领铁道部西北设计分院的4名工程师，开车沿青藏公路进藏，历时3个月，就修建青藏铁路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1956年，铁道部正式承担修建进藏铁路的前期规划，开始进行青藏铁路勘测设计工作。至此，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出现在国家铁路建设的议程之内。
1958年9月，在兰州到西宁的兰青铁路开工仅四个月之后，青藏铁路西宁到格尔木海拔3700米的关角隧道悄然开工。格尔木到拉萨段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57年底通过了选线方案，1958年开始初测，国务院特意为此批准组建了青藏铁路工程局，慕生忠任局长。
到1960年，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勘测设计工作进展顺利，部分线下工程已经具备提交施工图纸的条件。但是由于国民经济的困难，1960年6月，青藏铁路工程局被撤销，慕生忠的局长职务自然也不复存在。
慕生忠后来曾对人谈及自己处于逆境中的岁月：
“被迫离开青管局后的20年，我除了一度被贬到八一农场任第五副场长和两度被贬到甘肃交通厅当副厅长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住‘牛棚’和蜗居家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此期间，我曾打算不计较地位而做点事情，但都因客观方面的原因而一事无成。十年动乱时期，我不敢‘乱说乱动’。每天只做两件事，一是面对墙壁凝神注视一张大地图，在这张图上青藏公路被我用红笔勾画得很粗很粗。我每天看着它，一面在我的卧室兼客厅的十几平米房间里踱步，聊以自慰；二是每天五点起床，爬兰州黄河北岸的白塔山，然后再回家洗漱，开始新一天的蜗居生活。”
没有彭德怀的支持，慕生忠无法修成青藏公路。但也正是因为彭德怀，让慕生忠蒙受了不白之冤，离开了令他魂牵梦萦的青藏公路。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冠以“反党”的“罪名”，罢官闲居。彭德怀的老部下慕生忠也在劫难逃，被打为“彭德怀的黑干将”，“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慕生忠被撤销领导职务，送兰州军区处理，从此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
西藏人民也没有忘记慕生忠。1971年，慕生忠患病住院，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热地闻讯后，专程到兰州探望他。慕生忠终于挺过了劫难。1979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报告中央，建议撤销1959年对慕生忠的处理决定，慕生忠得到平反。平反后，慕生忠先后担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恢复工作后，慕生忠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到青藏公路看看。这里凝聚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1982年5月，72岁的慕生忠终于成行。慕生忠的到来，使整座格尔木城沸腾起来，多少人想看一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慕生忠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迎的人群：“政委，你还记得我吧？我是二中队的。”“二中队？”慕生忠终于想起了什么，“对，我们还住过同一顶帐篷呢！”当看到昔日洒下汗水的荒原，如今已是 一片欣欣向荣时，慕生忠激动不已：“彭老总若九泉有灵，再来视察一下幸福路该有多好啊！”
1993年8月，83岁高龄的慕生忠不顾家人的再三阻拦，在家属的陪伴下，再次千里迢迢回到格尔木探望。这时，格尔木已经通了火车，慕生忠坐着软卧走进这个已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的青海省第二大城市。看到自己当年愿望已经实现，慕生忠开心地笑了。慕生忠乘坐一辆面包车走遍了他当年战斗过的所有地方。每到这样的地方，他都要下车仔细察看、回忆，告诉同行的人关于昔日的事情。今天格尔木的巨变使他兴奋，留着当年他汗水的遗址使他激动。但是坚强的慕生忠没有流泪，惟有站在将军楼前时，他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却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站了足有10分钟。转身要离开将军楼了，慕生忠留下了这样的话：“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来青藏线了，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这就是慕生忠将军在格尔木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将军在兰州逝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昆仑山上、沱沱河畔。子女们按照父亲的遗愿，一个多星期后捧着他的骨灰来到了格尔木。格尔木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在将军楼前为慕生忠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听说老将军的骨灰要撒在青藏路上，沿途的司机主动把车全部停下，鸣喇叭3分钟。他们也都知道，他们走的这条路是慕生忠带人修通的。
2006年7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乘客的客运列车从格尔木出发驰向拉萨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筑路英雄们在雪域高原首开道路的艰辛，自然也不会忘记筑路将军慕生忠。
慕生忠（1910—1994.10.19）陕西吴堡慕家塬村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北红军五支队政治委员，红五团政治委员兼中共吴堡县委军事部部长，红二十五纵队政治委员，陕甘晋省委委员，中共陕北省委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中共吴堡县委书记,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任吴堡中心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以东地区作战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参谋长。洛川地委宣传部长。鄜甘独立营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九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任中共山西河津县委书记。1949年任第一野战军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西藏运输总队政治委员。1955年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1961年任西藏工委工交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两次进藏的艰难经历，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率领两千多名官兵切断25座横亘的雪山，用7个月零4天建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公路。他长眠在昆仑山上，因为这是他一生最后的心愿。
走上青藏线，有一个人的名字总是被人们不断提起。有人说他是青藏公路的缔造者，又有人说他是格尔木的奠基人。而在青藏高原的许多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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