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15个人物介绍(扩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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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里一些名人的简介
范进吧,这个你看中学课本《范进中举》就可以了。   范进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特色鲜明的人物  《范进中举》选自《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字敏轩。  在几十年应试不中的情况下,他在主试官周进的抬举下,应试及第。而他自己却由于喜不自胜而发疯。在恢复过来后,他的岳丈胡屠户由从前的对他不屑一顾变为阿谀奉承;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作为本书中的一个灵魂形象,他揭示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让人读后难忘。  范进形象特点:是一个热衷科举,深受封建教育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全耗在科举上,将中举取得功名利禄当作唯一的奋斗目标,几十年屡试不第,也不愿从事劳动养家糊口,其灵魂完全被科举的锁链缚住了。范进中了举,虽然物质富有了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其灵魂完全被科举毒化了,他与张静斋称兄道弟,说明他中举后也成了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也会与其他统治者一样欺压百姓的。课文通过对比手法写他中举前后的变化,形象揭露了封建科举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之深。   还有严监生,个人认为这个人物形象蛮搞笑的。   严监生名严大育,字致和,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虽则胆小,但并非善良之辈。他妻子病卧在床,生命垂危,侧室赵氏假意殷勤,骗取正妻王氏答应把她扶为正房,王氏刚一吐话,严监生“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只这一件事,就把严监生外柔内奸、心狠情薄的性格本质揭示出来了。从整个一回看,严监生替哥哥还钱,贿赂王德王仁,与赵氏完婚,为王氏办丧事等等,一年之内,着实花了不少钱,单发丧就用去四五千两银子,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大方。正相反,严监生是个典型的悭吝鬼,他花费的银子,实在都出于不得已,有两个细节可以使读者体悟到严监生性格深处的苛刻贪吝:其一,当王氏死后,赵氏提起要送与两位舅爷赶考盘程银子时,严监生听而不言,“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这个猝然之间的暗暗发狠的动作,正是他此刻怜惜银子、憎恶两个舅爷的心理流露。其二,严监生临终之际,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肯断气,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妈等人都上前猜度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还是赵氏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根灯草,他方才点点头,咽了气。这细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著名的一例,它对那些悭吝乡绅的揭露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也为严监生的性格塑造添上了极传神的一笔。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严监生性格的复杂性。他的性格中有悭吝的一面,也有卑微可怜的一面,还有不乏人情的一面。他以金钱作为护身符,来消灾弭难,苟且偷安。正妻王氏病后,他延请名医,煎服人参,毫不含糊。王氏死后,他深情悼念,“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这不是“做戏”的眼泪,诚如闲斋老人的评语:“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这里写出了他具有人情的一面。由于他没有家族优势,至死也怕严老大,他活得卑微,死得窝囊。至于对财产的聚敛,主要靠两种方式:一是靠剥削来占有;二是靠惨淡经营,精打细算,甚至靠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他爱财、聚财,但有时不乏慷慨。这是与他没有家族优势,没有功名地位的处境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并不甘心屈从别人,这种心态在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中充分地揭示出来了,他说:“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样,终日受大房的气。”在他的心目中,除了金钱之外,还得有功名权势,只有如此,才可以活得威风凛凛。临终前的一席话,可谓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总之,他是一个在统治阶级中被人捉弄的人物,他有吝啬、薄情的一面,又不乏人情味。对严监生这个人物的畸形灵魂多层面发掘,有利于全面领会作者深邃的用心和婉转多姿的笔力。   严监生是名著《儒林外史》里经典的吝啬人物。   这本书很是批判的,唯一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正面人物就是王冕了。   元朝末年,诸暨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少年叫王冕,因家境贫寒,他从小替人放牛,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他画的荷花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并且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他不愿意接交朋友,更不愿意求取功名利禄。县令登门拜访,他躲避不见;朱元璋授他“咨议参军”的职务,他也不接受,心甘情愿的逃往会稽山中,去过隐姓埋名的生活。  明朝立国,推行八股取士制度,王冕不禁感叹:这种以八股文形式取士的制度不仅不会为国家选到真正的人才而且将来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荣身之路了,他们因此会把学问、道德、做官、退隐的准则都看得轻了。这是一代文人碰上了厄运!王冕是反对八股取士、自甘清贫的隐士,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像王冕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王冕死后百年的明朝成化年间,文人们所走的是一条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歧路。
儒林外史的主要人物
林熙凤
儒林外史 的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

1、王冕,历史上真实存的,作者对人物进行了改编。他具有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质。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2、周进,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至痴狂,可惜人到花甲却连个秀才都没中。后几个商人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

3、范进,时年五十余岁,穷困不堪,腊月还穿单衣,冻得直哆嗦,周进因他想起自己当年的惨状,便将他录取为秀才,后又录为举人,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4、严致和即严监生,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极为节俭,死前仍念叨着灯中的两茎灯草,严监生怕费油以致到死都难以合眼,直到赵氏挑去一根,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5、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他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6、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后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扩展资料:

《儒林外史》主要内容:

元朝末年农家子王冕自学成才后,在山东济南卖画为生。后吴王建国大明,得商人资助捐监应试,做了御史,提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入学。

不久,范进考取举人,但却喜极而疯,为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打醒。严贡生因横行乡里被告到县里。严贡生差人找到他弟监生严大育。严监生胆小怕事,找两位舅爷来了结官司。后严监生因婚丧两事花了大把银两十分肉痛,气恼交加以致一病不起。严贡生乘机谋夺乃弟家产。

此时,周进已升任国子监司业,他识拔的弟子范进也被钦点山东学道。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

参考资料:百科-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人物故事介绍

一、儒林外史主要人物:

1、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2、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

3、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

二、儒林外史中周进的故事:

周进应考至六十岁,仍是童生,只好以教书糊口。小说让其遭受新进的秀才与举人两度奚落,使其强烈感受科举功名成否的天壤之别。后来,他村塾先生的饭碗也因“不懂承谢”而被夺取,只好为做生意的舅子记账,去了省城。

接着通过动作描写,周进在梦寐以求的贡院考房,“见两块号板摆的整整齐齐,不觉眼里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把老童生内心酸苦绝望与希望倾泻无遗。后来,事情却发生了喜剧性的突变,竟然中了举人进士,成了人上之人,当年当塾师的薛家集也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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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通过周进发迹前后士人群体对他的态度变化,批判了整个士人阶层和市民社会。在写主角的同时,也描绘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态。

士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惺惺相惜,或者同命相怜。相反,他们之间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食物链关系。一旦科场失意,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整个阶层的鄙视和唾弃。一旦跃过龙门,跻身上流社会,便发现整个阶层全都笑脸相迎。吴敬梓本人对此即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发迹后,从前瞧不起周进的人态度判若两人。梅玖冒称是他的学生;他在村塾中写下的对联,被恭恭敬敬地揭下来裱好;辞退了他的薛家集也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周进熟识人物态度的转变,除了写尽世态人情之外,更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间接影响,是造成污浊世风的根源。

周进前半生生活在社会底层,地位卑下,事事仰人鼻息,形成逆来顺受的性格。暮年飞黄腾达后,同情提携同样出身下层、同样屡试不第的范进,表明周进秉性忠厚,迂而不恶。

写出了他性格的复杂面。在这个醉心于科举,而心术并未大坏的读书人身上,更可见出科举制对士子灵魂的侵蚀之深。

参考资料来源:百科-周进


《儒林外史》中所有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典型人物介绍?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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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评价

清代文艺评论家张文虎:《外史》用笔,实不离《水浒》《金瓶梅》,魄力则远不及。然描写世事,实情实理,不必确指其人;而遗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频见。可以镜人,可以自镜。

近代文学家鲁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

参考资料

百科-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中介绍了那些人物分别是?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林外史介绍
一、作者生平 吴敬梓(西元一七○一年至一七五四年),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出身於以科第起家的名门望族,少时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十四岁曾随父宦游,纵游大江南北。二十三岁,父亲去世后,因不善理家和仗义疏财,不出十年,几乎把祖遗产业卖光。三十三岁,它怀著愤世嫉俗的心情,移居金陵,和程延祚、樊圣谟等人交往,使他接触到清初进步哲学思想的影响。早年,他热中科举,曾考中秀才。后来,在和官吏、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交往中,渐渐看清他们的卑污灵魂;加上生活上由富而贫的变化,启迪了他对炎凉世态有清醒的认识。三十六岁后,不再应试。此后他生计更困难,靠卖书和朋友接济过活。他痛恨写八股文的人,有如仇敌。大约在五十岁以前,以愤世嫉俗心情,写完了《儒林外史》。晚年好治经,五十四岁客死扬州,作品尚有《文木山房集》。
二、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原本仅五十五回(今本第五十六回,为后人所加)。此书创作於清初以「八股文」取士制度对社会的毒害愈来愈深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其思想价值有二:
1·再现封建科举制度下各类被讽刺的文士面貌,深刻抨击这个制度的弊害、罪恶。如贪官污吏汤知县、王惠和土豪劣绅,便是醉心科举、装满八股的皮囊。「斗方名士」牛玉圃、景兰江等,趋炎附势,也是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怪物。通过上述 的人物,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吏治腐败,道德败坏,和封建礼教的虚伪、残酷。
2·通过一批正面人物,表现作者的理想。书中有反对科举、蔑视功名的清高正直的知识分子,如王冕、杜少卿、沈琼枝(新型女性)等。又有四个「市井奇人」季遐中、王太、盖宽、荆元,靠自己的手艺自食其力,以琴棋诗画自娱,过著颇有艺术风味的独立生活。在上述人物身上,虽反映了时代思潮中新的先进因素,但终究越不出传统儒家的思想范围。
三、艺术成就 此书的艺术成就有四点:
1·达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书中的讽刺,极具特 色。作者爱憎明确,态度严肃,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程度,对不同的人物进行讽刺。如对严监生兄弟是强烈的憎恨,无情的鞭挞;对王玉辉是又怜悯,又批评;对马二先生是又嘲讽,又同情,均各取得了准确有力的讽刺效果。
2·善於采用典型情节来塑造典型形象。作者善於巧妙地集中、安排日常事件,使之深入浅出,构成典型情节以塑造典型形象。如范进中举前后和娄家公子三访杨执中便是好例。又善 於让人物自相矛盾,以揭露丑态,如王仁、王德的言语与行动的矛盾;选取突出性格特徵的细节,如严监生临死因房间里点了两根灯草的小油灯,不肯断气等。这样的夸张性精美细节,寓意极深。
3·采用了「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独创性结构。没有贯串全书的主要角色、主要线索、中心人物,却能环绕反对科举制度这一点,安排近两百个人物,逐个逐批出现,又逐个逐批隐退,巧妙地安排了各类人物和故事,较有利於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因全书缺少主干,这种结构是较松散的,但和所反映的内容却很和谐。
4·语言明快、形象、精炼。作者常善於用三言两语,描出人物的形象。如第二回如此描写夏总甲说:「两只红眼边,一副 锅铁脸,几根黄胡子,老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裏拿著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些精彩的语言,就把一个小土豪的形象描绘得很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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