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可简介(吴姓的历史和名人故事)

在大明劫中吴又可和他的老师分别是怎么辩证的，开
其中赵川使用的是祖传药方。

电影《大明劫》是由王竞指导，谢晓东制片兼编剧，冯远征、戴立、冯波、余少领衔主演的历史灾难题材作品。《大明劫》讲述了崇祯15年（年）瘟疫横行，李自成攻打开封，明朝江山内忧外患，孙传庭与吴又可分别誓死抗击闯军与瘟疫的故事。电影已于年10月25日在中国及北美地区上映。
剧情简介：年，大明崇祯15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全国笼罩 瘟疫的恐怖阴影下。同时，明朝江山内忧外患，外有李自成攻打开封，内有全国瘟疫横行。崇祯皇帝（余少饰）万不得已将关在死牢内的孙传庭（戴立饰）将军释放出来，带兵攻打李自成。

可是全国瘟疫横行，身强力壮的士兵纷纷病倒，几天就不治身亡。军营里面的运尸车一趟一趟的将将士们的尸体运走。江湖游医吴又可（冯远征 饰）临危受命，大胆提出对《伤寒论》的质疑，提出自创一套的祛病方法，创立《瘟疫论》。大明江山的腐朽已到了不可医治的程度，即使有再好的将领，再医术高明的也无法挽回大明朝的去势！大明劫，劫数难逃！
中国姓吴的名人有哪些？
wuzhongxina
中国古代五大医学著作有哪些？
战国时期我国医学就有很高成就, 有了医学分科；扁鹊提出了四诊法；《内经》提出了病理学说。秦汉时期医学有重大发展,“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华佗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全麻”法。唐朝分科较细的医学校刊《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是著名的医学专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古代医学之大成,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实的药物学著作, 被译成多种文字 。

1）商周医药学
①商和西周时期，已有较丰富的医药学知识。
②甲骨文中所见的疾病有数十种，包括眼、耳、口腔、肠胃等各种分科。
③商代遗址中还出土了石贬镰等医疗用具。

（2）秦汉医学
①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早期成就，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
②西汉马王堆汉墓帛书《医方经》记载了几百个药方。
③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
④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和华佗，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
A．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分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书）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为中医临床的辨症施治奠定了基础，后人称张仲景为“医圣”。
B．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麻醉药，适用于外科手术。这一发明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

（3）隋唐医学的进步
①唐朝杰出医学家孙思邈著的《千金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药学成果，有许多创见，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②吐蕃名医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
③唐高宗时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药典。

（4）明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①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了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全面地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②李时珍提出“鸟产于林，故羽似叶”的观点，反映了他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
张仲景的伤寒学派与吴有性的瘟病学派
张仲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凭一部《伤寒杂病论》顽强地穿透历史的隧道，传播、扬名、济世、救人，而且是"道经千载更光辉"，终成一代医圣。河南南阳是医圣故里。在南阳众多的文化资源中，张仲景医药文化又是市场价值最高、行业带动力最强的优势资源，可以说，"医圣"品牌是南阳发展中医药产业的巨大财富。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灾疫肆虐的年代。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在《七哀诗》中描述了当时惨痛的一幕："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于野。路有饥女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曹植则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就是南阳人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据史料记载，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150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但不到十年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疫病，因此他立志学习医术。他起初拜同族叔叔张伯祖为师，因他聪慧过人，又勤于钻研，不多久就青出于蓝；但他成名以后，依旧好学不倦，只要得知某位医师医术高明，不惜长途跋涉，也要登门请教。

张仲景曾为长沙太守的说法广为流传。北宋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序》注："张仲景，南阳人也，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1981年，在南阳医圣祠发现一块古墓碑---此碑后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碑座后方有隶书"咸和五年"四字，碑正中题"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 "咸和五年"是公元330年。

传说其为长沙太守时，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即停办公事，在大堂上置案诊病，称为"坐堂"，故至今仍有药店称"堂"，如同仁堂、长春堂、胡庆余堂等；药店应诊医生为"坐堂医生"。后世尊称仲景为张长沙，其方为长沙方，亦源于太守之说。

有关张仲景医术卓绝的传说甚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为王粲（仲宣）诊病一事，"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所言。"中医知人生死，神乎其技。但"五石汤"既然如此之神，为何张仲景医书中并无记述，不能不让人生疑。不过，此事倒反映了张仲景"不治已病治未病"、重治不如重防的观点。 这一轶事在《甲乙经序》、《太平御览》中有过不同版本的记载。

传说张仲景到桐柏山采药，遇一人求诊，曰："子之腕有兽脉，何也？"其人实告："吾乃老猿也。"仲景以囊中丸药与之，一服即愈。老猿知恩图报，翌日扛一根木头送给张仲景，说："此万年桐也，聊以相报。"仲景用这块木头做了两个古琴，一曰古猿，一曰万年。诊治桓帝

《神仙通鉴》记曰：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玑（机）调治。病经十七日，玑（即：机，张仲景名）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辄以两计，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凉。留玑为侍中，玑见朝政日非，叹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

张仲景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被世人尊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是中国最早一部结合了理论与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一本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有着自己独立的命运，连它的创造者也无能为力。对于一部名著而言，它的命运，更是像它的内容一样精彩、一样曲折动人。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 《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 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南阳城东，仁济桥西，温凉河畔"，一听这个所在，南阳人，以及国内外中医中药界人士的脑海中便浮现出医圣祠那个性化的子母阙、大门。

"药王之庙遍寰宇，医圣之祠惟南阳有焉"。谁能想到，华夏大地上这惟一一座医圣祠的诞生竟依赖于一个儒生不甚可靠的怪梦。

明朝崇祯元年，兰考廪生冯应鳌病染风寒，几乎不治。一日午夜，有一黄衣金冠神人，以手抚冯，冯"百节俱活"。他问："生我者为谁？"神人自称南阳张仲景，自己的墓冢在"南阳府东四里许"，"岁久湮没，荡为平地"，要求冯应鳌为自己重起墓冢。

初听这一故事，除感觉神奇外，还觉得张仲景的行为颇有"市恩"嫌疑。冯应鳌的叙述不是给张仲景增光，倒像抹黑。此次再读这一故事，觉得靠这种灵异事件来吸引人的眼球，对于筹资修祠、树立张仲景的权威倒不无裨益。

冯应鳌曾刻"灵应碑"记载这一梦境。石碑现存医圣祠。

据石碑记载，冯应鳌病愈后不远千里赶赴南阳，在神人所说的地点见到一座庙宇---并非专祭张仲景，祭祀的是伏羲、神农与黄帝，庙内十大名医像中有张仲景，衣冠须眉，与冯应鳌"梦魂所睹者宛然"。冯应鳌还了解到，庙后确曾有古墓石碑，时光流逝，这儿已成了一片菜地。冯应鳌找到这片土地的主人祝氏，要求买下原墓冢附近的地，祝家认为他的要求是无稽之谈，菜地共有40亩，他只买其中的一小块，"世有买绫锦而剪其中之尺寸者乎？"拒绝了他的要求。

几年后，有园丁凿地掘井，获高二尺余一碑碣，上写"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打井时还出现了种种异事，人们渐渐相信了冯应鳌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唐藩王倡首，儒医越夔、沈津等创建三皇庙，此处应该就是冯应鳌病愈后来宛见到张仲景像的地方。110年后，已是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南阳府丞张三异募捐建造医圣祠，三皇庙的名称不复被人提起。当时，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叶县训导的冯应鳌再次来宛，立石记述访墓始末，并重刻灵应碑。

吴有性，字又可，约生活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吴有性所处的时代，兵事频繁，温疫大流行。明末公元1641年，正当吴有性49岁的时候，当时温疫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

温疫，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讲的传染病，它对人类的危害很大，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温疫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

我国古代的传染病不断流行，使大批人员死亡。特别明清两代更是大量发生。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干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系统。到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温疫大流行，许多医生仍找不到好的治疗办法，而墨守伤寒法治温疫，以至治疗效果很差。吴有性亲眼目睹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惨景，于是刻苦钻研，不顾自己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他深感自古医道详伤寒而略温疫，而对当时大流行的疾病辨为温疫，按疫施治，果然大获良效。通过反复详细研究，静心穷理，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整理发挥，终于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温疫学专著――《温疫论》。

《温疫论》是吴有性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千古绝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启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吴氏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吴氏起源，姓吴的名人，吴氏的族谱！！！
http://tieba.baidu.com/f?kz=339175898
太多了，自己看吧
吴姓的历史和名人故事
吴姓的渊源由四大支组成：姜姓、吴回氏族、姚姓和姬姓。其中姜姓吴氏的历史至少有5000年。第五支出自外族的改姓。当代吴姓的人口2400多万，为全国第十大姓，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93%。出处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中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氏族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远古初祖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宣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室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室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中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宣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糠帝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 吴姓祖先

句吴
　　太伯、仲雍到达江苏吴地后，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当地土著吴人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前去投奔。太伯、仲雍兄弟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千多家吴地百姓。他们被太伯、仲雍兄弟的高风亮节、仁义之德所感化，自愿拥立太伯为君长，因太伯所居处属吴地，故太伯在这里建立的姬姓国家称“句吴”(句为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 太伯
　　太伯建吴之时，已到了殷商末年，中原诸侯混战不已。太伯恐怕战乱涉及吴地，影响吴地人民的生活，就在今江苏无锡市东南梅里营造了一座城市，相传此城的内城周长三百步，外城周长达三百余里，人们在里面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耕作种庄稼，自给自足，生生息息，不受外界干扰。太伯无子，他去世后，仲雍继立为吴君，他把哥哥太伯葬在无锡梅里，后人在其坟墓附近修建至德庙来纪念这位让贤的吴姓先人。 　　江苏省苏州、无锡一带有关太伯遗迹很多，至今无锡市东的鸿山(又名梅里山)仍存有太伯墓，是江苏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之一，墓用青色大理石砌成，周围常年绿草如茵，墓碑呈正方形，刻有“泰伯墓”三个古朴典雅的篆书大字。 　　相传太伯去世后，吴人无不悲痛欲绝。太伯入葬那一天，吴人纷纷前去送行，因太伯生前喜欢种麻，人们就各采一束麻子在腰间，以表达对太伯的怀念和哀悼之情。此后这一风俗在民间流传了数千年，一直到今天，为去世的长辈披麻戴孝仍为中华民族某些地区的丧葬礼俗。[2]
仲雍接任
　　太伯没有子孙，后世吴姓人称其为开氏始祖，称其弟仲雍为吴姓传代血缘始祖。仲雍接任吴国国君后，继续开拓哥哥所奠定的基业，在吴姓发展史上，仲雍其地位仅次于太伯，可谓至德第二人。仲雍去世后，吴人把其葬在吴国虞山。仲雍墓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山腰间，仲雍墓门在山麓下，面临北门大街，门前牌坊是清乾隆年间所建，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进墓门，沿山坡往上先走数十步，可见有第二道牌坊，正面刻有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写的“南国恭友”四字。墓穴前立有第三道牌坊，正面有“先贤虞仲墓”五字横额，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一时逊国难为第，千载名山还属虞。”墓上立有四块墓碑，正中一块为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保存完整，上刻有明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飞的题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仲雍至今仍为常熟一带人民所景仰，仲雍葬地虞山已成为海内外吴姓子孙寻根问祖之地。 　　仲雍下传四代至周章，周章在姬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周人的后裔，故名为周章。周章继位做吴君时，武王已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初实行分封制，封周王亲族、灭商功臣、历代先圣后裔到各地做诸侯。周王朝寻找太伯、仲雍后裔封诸侯，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列为诸侯，建立了虞国，其后人以虞为姓。仲因此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吴、虞兄弟之国，历经整个西周，传国十余代，一直到东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周天子丧失了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人们不再遵从传统礼法，各诸侯为扩张自己的地盘掀起了兼并战争，可谓礼崩乐败，天下大乱。虞国当时是一个小国，版图面积不过今天的山西平陆一县，它北邻强大的晋国。晋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地，它和吴、虞、虢同属姬姓封国，起初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经过晋国君主数代经营，版图日益扩大，到春秋初期已成为诸侯强国。春秋时期的晋 国国君晋献公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一心想扩大晋国国土，称霸诸侯。
虞国和虢国
　　(在今河南省陕县)位于晋国南方，控制着晋国南下中原称霸的通道，因此成为晋国首先兼并的对象。虢国和晋国之间隔着虞国，为避免虞、虢两国联合抗晋，晋国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先灭虢然后再破虞。公元前658年春天，晋国大臣荀息和晋献公密谋，设计了一个“假虞伐虢”的阴谋。晋臣荀息出使虞国，以晋国出产的名马、垂棘出产的玉璧向虞公行贿，请求虞国借道给晋讨伐虢国，虞公果然上当，不仅答应借道给晋国，而且还答应出兵助晋攻虢。宫之奇是虞国著名的贤臣，深为晋国所忌讳，史书记载：“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他听说此事后，急忙面见虞公，力陈借道于晋讨伐虢国对虞国的种种不利后果，但是虞公听不进去。此前，虞国边城墩邑曾遭西邻冀国侵犯，晋国看到事态的发展对自己不利，就出兵讨伐冀国，解除了虞国的危机。在虞公看来，这次晋国讨伐虢国，虞国理应助晋伐虢。晋臣荀息终于说服了虞公，晋虞联军进攻虢国，虽未灭虢，但极大削弱了虢国的力量。三年后，晋国看到灭掉虞、虢两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又重施故伎，再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大臣宫之奇听到后惊恐万分，他断定这次晋国借道伐虢，回师途中必定灭虞，急谏虞公，力阻借道于晋。 　　虞公不听劝谏，同意借道给晋。宫之奇无可奈何，他预知虞国行将灭之，就率族人离开了虞国，临行前叹息着说：“虞国恐怕连腊月祭祖的日子也等不到了。”三个月后，晋军灭虢，回师途中又灭掉了虞国。自周章之弟仲封虞，虞国共历 12君。虞国灭亡后，后裔为纪念故国以虞为姓，虞姓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姬吴的早期分支，与吴同属太伯、仲雍之后。
编辑本段吴国与姓
称霸中原
　　北吴虞国被灭亡了，南方吴国却兴盛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曾一度称霸中原。自周章接受周天子封号下传到寿梦已历十五代，寿梦做吴君时，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国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吴国国力增强，已敢于与中原强国抗衡。寿梦在位期间，中原以楚晋争霸为主，两国之间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次战争，楚国虽然失败，但实力未损，楚庄王时又卷土重来，楚与吴越结盟重新对抗中原大国晋国，此后楚军又北上与晋爆发了（必阝）之战，这是楚晋争霸以来的第二次大战。（必阝）之战楚国战胜了晋国，使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陈、蔡、郑、宋以及淮泗流域的其他小国都降服于楚。失败后的晋国时刻寻找机会想战胜楚国，因此，晋楚间小规模的战争接连不断。为调解晋、楚之间的争端，避免各国受到牵连，公元前579年，以宋国大夫华云为主发起了解除楚晋争端的“弭兵之盟”，但不久即告破裂，楚晋两国仍处于明争暗斗之中。后来，楚国国内发生权力之争，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因与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反争夺权利，失利后逃到了楚的敌国晋国。他蓄意报仇，向晋国献计献策削弱楚国。晋国采纳了申公巫臣联络新兴的吴国以牵制强楚的建议，并派申公巫臣代表晋国出使吴国。申公巫臣在吴国教习吴人兵法战阵，训练吴人采用中原兵车作战，怂恿吴国讨伐楚国。吴国一年内数次出兵，在吴楚边境声东击西，楚国疲于奔命，国力减弱，吴国从此开始强大起来。
姬吴分支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死去楚国举行国丧之际，派弟弟盖余、烛庸率军伐楚，同时又派季扎出使晋国，观察中原诸国的动向。楚国早已做好准备，派大军截断了吴军的退路。吴军进退两难，吴王僚的两个弟弟盖余、烛庸不能回归吴国，吴王僚坐立不安。公子光见时机成熟，假意宴请僚，让专诸伺机刺杀僚。据《史记》记载，吴王僚为防万一，自王宫至公子光家，沿路设护卫军士，连公子光家堂前、阶上、席旁都有卫兵带刀护卫。公子光推说足疾故意离开现场，而在窟室中布上带刃甲士。专诸把匕首藏在炙鱼腹中，借献鱼之机，得以靠近了吴王僚。专诸突然拔出鱼腹中的匕首，刺死了僚。此匕首就是名传后世的鱼肠剑。混乱中，刺客专诸被吴王僚的卫士砍死，公子光率窟室甲兵杀散僚的卫兵。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为感谢勇士专诸，阖闾封专诸之子为卿，重用伍子胥执掌国政。远在楚国作战的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庸听到公子光弑君自立的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弃军逃走。后来兄弟俩又投奔了楚国，楚把养邑 (今河南沈丘一带)分封给他们。从此，吴王余昧的后裔就在河南沈丘一带繁衍生息其后代分别以两公子的名字盖余、烛庸为氏，成为姬吴的两大分支。 　　季扎回国后，不愿看到吴国再闹内乱，就承认了阖闾为君的合法性。《史记》记载季扎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 　　吴王阖闾即位后，实施富国强兵之术，他立城廓，设军备，实仓廪，治兵府。相传现在的苏州(古称姑苏)就是伍子胥协助阖闾修建的都城，姑苏城仿效中原城廓的建设，又兼及南方水乡的特点，它周长47里，有 8个陆门，8个水门，是一座设计精巧、攻守兼备的都城，它的建成提高了吴国的军事实力。在伍子胥推荐下，著名军事家孙武从齐国投奔吴，把自己著名的13篇兵法进献给阖闾。阖闾为测验孙武兵法，在宫中选了180名美女充当士兵，以两名爱妃做首领，让孙武试演。演习过程中，两位爱妃对孙武排兵布阵视如儿戏，在孙武三令五申下仍嬉笑不止。孙武按照军事法令斩杀了阖闾的这两位爱妃。据史籍记载，阖闾痛失两位爱妃后，食无味，寝不安。然而阖闾看到孙武确有用兵的本领，就没有责怪孙武。他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军操练军队，为进击强邻楚国做准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率兵大举攻楚，在唐、蔡两国军队的引领下，吴军五战五胜，长驱直入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跑。伍子胥找不到楚王，就掘开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报了杀父之仇。楚国忠臣申包胥指责伍子胥鞭打王尸无道之极。伍子胥解释说：“吾日墓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后来，申包胥不畏路途险远，远奔秦国求救兵。申包胥感怀祖国君民蒙受苦难，在秦宫庭外，痛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秦答应发兵救楚。秦楚联军击败了吴军。战乱中，阖闾之弟夫概乘机回国自立为王，阖闾闻讯，立即领兵回国击败了夫概，夫概率残余逃到了楚国，楚昭王封夫概于棠溪(今河南遂平县一带)，其后裔以棠溪为氏，这是姬吴的又一分支。
吴国忘
　　早在吴亡之前，就有吴人流落异国他乡。吴越之间进行了多年的战争，在战争中，一部分吴人做了越国战俘，幸存下来滞留在越国，其中有夫差的儿子吴友及王孙弥庸。在吴越战争中失败的吴国王室成员多流向了楚国，诸如上文提到的吴王余昧之子盖余、烛庸，阖闾之弟夫概。吴王僚的儿子庆忌在父死之后，举家逃亡到楚国和宋国，其后称庆忌氏。然而与公元前473年吴国这场大灾难相比，这些都显得微乎其微。在这场大灾难中，上至吴国宗室贵族下至吴国普通百姓，都历经了彻心透骨的亡国灭种之痛。据《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大批吴人被赶出家园，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到越国做苦役成了越国奴隶。愈是离散于异乡，愈是怀念故土，血缘、地缘标志的“吴”就愈加被突显出来，亡国后的吴人纷纷以吴为姓。流落在越国的吴人在越人监督下修建了大型水利设施辟首，这座长达千余米的水利设施后来改名为吴塘，以纪念早期吴姓先人流亡异国做奴隶的艰辛。后来越国灭亡，在越的吴人又随越人南迁，两汉后期的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吴霸家族就属随越人南迁的一支吴人。 　　吴亡后，大批的吴姓宗室被流放到偏远荒凉之地。其中夫差的新立太子吴鸿被流放到江西婺源，这支吴氏尊吴王诸樊为始祖，后世繁衍成江西历史上最悠久的吴姓宗族。 　　鄱阳吴氏、浮梁吴氏、余干吴氏、乐平吴氏、进贤吴氏等支都是吴鸿后裔。夫差家室的另一部分逃难到了安徽歙县，其后裔发展成安徽吴姓的重要一支——歙州吴氏，他们也以诸樊为始祖，其后分衍出江西南昌吴氏、江西德兴建节吴氏等支，其中以南昌吴氏最为兴旺，成为望族。
恢复吴姓
　　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濮氏宗族推举族长濮肇为代表，出面向朝廷献粮赈荒。濮氏的义举受到朝廷的表彰，宋朝廷下诏征用濮肇做官。但是隐居一千多年，不愿张扬的族风使濮肇辞绝了征用，仍率族人隐居于太湖边。 　　靖康之乱后，百姓纷纷南迁。太湖周围也住满了南迁的移民，从此，濮氏宗族开始广为人知。濮氏宗族一直保持吴氏先民的纯朴之风，族人乐善好施，南迁百姓闻其声名，纷纷前去投奔。濮氏宗族居地周围移民越来越多，族长濮百被移民们尊称为“仁义山长”，无意中濮氏族长成了这一带百姓的首领。由于移民的日益增多需要政府出面管理，濮氏也希望复归本姓，得到官方和民间的承认。 　　此后洞庭吴氏又数次续修家谱，使这支吴氏的历史非常清楚。
编辑本段吴氏族脉
出自虞氏或有虞氏
　　据有关资料记载，相传仲雍的后代，周文工时曾被封于虞国(今山西平陆县北)，公元前658年被晋所灭，其后子孙有以国为氏，姓虞。另相传远古时有部落，名有虞氏，舜乃其领袖，姚姓，居于蒲阪(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金文中虞、吴字相通，其后亦有姓吴的，为山西吴氏。 　　舜的三位夫人，嫡妃娥皇无子，二妻女英生了一位公子叫商均，三夫人登比氏生了两女八子，但子女都为不肖子孙。只有商均能继承父业。舜去世后，中原形势发生巨大变故，夏禹夺取了有虞氏的部落首领职位，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夏王朝。禹分封舜的嫡长子商均到有虞氏地区，继续当有虞氏的首领。有虞氏成为夏代的一个小方国，当时已从陕西东迁到今河南省虞城县北，国号“虞”。在夏初虞国有虞思，曾帮助亡国的少康，并将两个美丽贤淑的女儿嫁给少康为妻，终于帮少康复兴了夏朝。商代以后，虞国衰落中绝。大约自商均开始，舜的嫡传子孙以虞、吴为氏。《元和姓纂》说：“舜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上古虞字写作“吴”，只是到战国时期，虞、吴开始区别。
　　古代的吴国，位置是在现今江苏省无锡县一带，此地也是吴姓发源地。周初，是泰伯的封地。至十九世孙寿梦的时候开始称王，国势也日益强大，国境一直延伸到今浙江省的嘉湖一带。与此同时，吴姓首先向北临近的齐、鲁之间迅速迁徙繁衍。这一带的吴姓，多为寿梦第四子季札之后。其后迁入河南、安徽等省境。 　　吴姓子孙在亡国之前，有过一些零星的外迁活动。如与邻国争霸时，有少数吴姓子孙在战争中被俘，被迫流亡他国，远离家园。公元前537年，吴楚交战，厥由(吴王寿梦的第5子，季札之弟)受命前往敌营犒劳楚师，侦察敌情。一至楚营，便被抓住。楚人本拟杀他祭鼓，厥由大义凛然，严辞斥敌，使楚人折服，结果不辱使命。楚国撤兵，但厥由也被带回楚国。此后，他流亡楚国，娶妻生子。后代以名为姓，形成吴姓的分支——厥由氏。又如夫差的儿子吴姑蔑，在与越人作战中被俘；吴亡前数年，夫差的太子吴友和王孙弥庸也一同被俘，流落到越国。
秦汉时期迁徙
　　吴芮属吴征生这一支，父亲自楚迁居庐山。秦朝时，吴芮以才能出众，当上了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县令。他为政深得民心，百姓尊为“番君”。秦末农民起义。吴芮纵观天下大势，知秦必亡，遂率领当地越人起兵响应。后转战西北，与项羽等入关破秦，立下汗马功劳，项羽封他做衡山王。汉朝一统天下，分封功臣，吴芮被封为长沙王，建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食邑3千户。自此，吴姓宗族中吴芮一支又自江西迁到湖南。可惜命不长，吴芮做长沙王还不到一年，就于当年6月过早地去世，葬在临湘，谥号为“文王”(传见班固《后汉书》卷三十四)。 　　。《广东通志》说，吴霸后裔兴旺，五岭以南，特别是广东一带的吴氏大部分是吴霸的后代。
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至隋唐的七百余年间，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入侵中原，致使北方战争频繁，南方则相对安定。因而北方士民大量南迁，吴氏宗族也在南迁之列。据唐林宝撰写的《元和姓纂》记载，这期间的吴氏大族主要分布在吴郡、武昌、濮阳、渤海、陈留等地，并呈南兴北衰之势。 　　自吴允承回迁吴郡奉祀先祖吴太伯三代之后，历史进入了三国时期，吴氏家族成为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治的国戚，孙策、孙权兄弟的母亲吴国太便出自吴郡吴氏。 　　吴元三次子吴彪一支也迁回江苏无锡——古吴国旧地，主持吴姓始祖吴太伯庙祀，成为无锡吴氏主宗。无锡吴氏后来又分衍出六合、高邮、晋陵、邗里、新塘等众多的吴姓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