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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长于经营之道，富甲一时，被誉为一代巨贾；同时他也具有清朝官员身份，并积功升迁至“布政使衔”的从二品官阶，所戴朝冠顶上饰以镂空珊瑚，俗称“红顶子”，故又被称为“红顶商人”。以商人的身份，戴红顶子，是清朝极少数的特例。
胡雪岩事业有成后，大兴土木，营造庭园，并拥有众多妻妾 。曾纪泽就斥责胡雪岩为“奸商谋利，病民蠹国” 。据估计其资产最多时曾达一千万两白银 。
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为了遏制左宗棠的势力，寻找机会打击胡雪岩。
胡经营出口丝业，投资两千万两屯积生丝，垄断居奇，“举江浙二省之育蚕村镇，而一律给予定金，令勿售外人，完全售与胡氏”，1882年洋商对胡的垄断生丝无可奈何“一斤一两亦不可得” 次年胡又试图联合华商垄断，无人理睬，此时洋商已经彻底被激怒“共誓今年不贩生丝”加上世界经济危机使上海生丝停滞。胡的放了一年的生丝不得不折本出售，损失八百万两。 此时上海道台邵友濂又故意拖延胡雪岩的饷款二十日。胡雪岩缺乏现金，无奈之下从自己的钱庄，调现银八十万两周转。消息传出，一时人人都传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挪用阜康存款，挤兑首先发生在杭州府 ，泰来钱庄倒闭。后来导致各地皆发生挤兑风潮。童元松评论说：“1883年爆发的金融风潮是19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积生丝投机失败引起的。”
1883年12月3日，京师阜康分号关闭。接着，镇江、宁波、杭州、福州、金陵、汉口、长沙等分号亦相继闭歇 。1884年终于破产，负债累累，胡雪岩遣散姬妾仆人。
1885年十一月初一日（新历12月6日），在孤寂潦倒中离世。十一天后，户部尚书阎敬铭奏请速将胡“弩交刑部严追定拟治罪”，并将其“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 。杭州知府吴世荣率领钱塘、仁和两县令，发兵前往抄家查封，结果发现“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
一、钱庄和票号是怎么来的？
钱庄和票号，是在明清时期出现的。它俩虽然长得比较像，但并不是一码事。
钱庄，在北方又称之为银号，起源于银钱兑换业务。明代中叶，币制混乱，人们需要将市场上各种杂乱的钱币兑换为官府发行的制钱，用以交易和流通，这便诞生了钱庄。后来，钱庄业务不断扩大，除了货币兑换、倾熔银锭、金银买卖，还经营信用放贷，银票、钱票、会票发行，汇兑存款等等，功能多样，势力极为庞大。
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因为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山西人，所以又称山西票庄。它起源于银两的异地汇兑业务。晚清之时，地区间的贸易不断发展，而人们随身携带银两多有不便，于是票号便应运而生。人们只要将银两寄存到甲地票号中，到了乙地，便可以凭票去分号中将银两兑换出来，这样一下子省了好多事儿。后来，票号兼营抵押放贷，银票、钱票发行，定活存款，货币兑换和金银受托保管业务等等，也成了综合性的机构。
钱庄和票号在清代中晚期盛极一时，诸如日升昌、蔚泰厚、三晋源以及胡雪岩所经营的阜康钱庄，莫不是长袖善舞，执一时经济之牛耳。只是无一例外，它们最终都走向了败亡，没来得及蜕变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1940年，最后两家票号被改为钱庄，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钱庄彻底被现代银行所取代，就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大清首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
说到钱庄，不能不提到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所经营的阜康钱庄。
胡雪岩早年在杭州于姓钱庄当学徒，因为聪明、勤奋、会为人，掌柜无后，就把钱庄传给了他。他在此基础上开了自家的钱庄，这就是阜康钱庄。
还在当学徒期间，胡雪岩挪用钱庄的银子，帮助了落魄的王有龄，后来王有龄飞黄腾达，当上了浙江巡抚，胡雪岩在他的关照下，很快成了杭州数一数二的商绅。王有龄死后，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对胡雪岩更是赏识有加。随着左宗棠的一路升迁，胡雪岩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得以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并垄断金融。后来，胡雪岩因为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慈禧赐穿黄马褂，成了从二品的大员，这份待遇，在古代商人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
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量2000万余两，田地万余亩。
这样的好光景却没有维持多久。胡雪岩在和洋商的生丝大战中败下阵来，花重金囤积生丝，被李鸿章算计，阜康钱庄面临资金链断裂，李鸿章手下盛宣怀（近代著名企业家）放风造谣，引来阜康钱庄的挤兑风潮，最终钱庄破产倒闭，胡雪岩变得一贫如洗。
钱庄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现代银行也是格格不入的。它没有有限责任的概念，以钱庄所有者的全部身家为依托，因而抗风险能力极差。一旦钱庄所有者本人出了问题，钱庄也就不再可能存活下去。所以胡雪岩倒了之后，阜康钱庄自然也没能延续下来。
（平遥日升昌旧址）
三、山西日升昌的兴衰
去过山西平遥古城的人，有一个景点那是必去的，就是“日升昌”旧址。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出资创办了日升昌票号，这便是中国最早的票号，后来也成了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票号。
雷履泰作为票号创始人，担任了日升昌的大掌柜。他极具经营头脑，将票号的生意做得极大。在其鼎盛时，分号遍及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业务远至欧美、东南亚一带。以至于皇帝金口玉言，称他们是“汇通天下”，这四个字，成了他们的金字招牌。
日升昌极其重视诚信，在其经营历史当中，从未出现过一起冒领、冒兑的事件，也从未出现过拒不兑付的情况。据说有位寡妇，拿着死去的丈夫三十年前的票据去兑换银子，本来以为票号会不认账的，结果掌柜的一核对，票据没问题，当场就将五千两银子兑现给寡妇了。这说明其信誉真真是极好的。
在90多年的经营当中，日升昌一共创造出了1500万两白银的利润，大约相当于100多亿人民币。
辛亥革命之后，1914年农历九月，曾经?@赫一时的日升昌忽然宣布倒闭。从富可敌国，到突然倒闭，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票号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官本位”的影响，可以说成也“官方”，败也“官方”。受太平天国影响，南北商路阻断，朝廷被迫将汇兑京饷和协饷的重任先后交付给了票号。从此，票号的命运就和清政府紧紧绑在了一起。到光绪年间，包括日升昌在内的山西票号，其主要业务都是官方的金融事务。随着清王朝的衰微，票号自然也就出现了危机。清王朝灭亡时，欠各票号700多万两白银，无法收回，仅此一端，影响就十分巨大。
动荡的局势，也对票号造成了冲击。日升昌虽然总部在山西，业务重心却在南方，南方战乱频仍，票号的银子经常被散兵游勇打劫。加上各省官钱局滥发纸币，票号为维持信誉，收进来大量纸币，这些纸币一再贬值，票号损失巨大。
票号本来也是有机会向现代银行转轨的，不过精明的晋商却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
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在内地的发展顺风顺水。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提出设立大清银行，要求票号出钱出人，结果被拒绝，之后又提出由政府出资金，由票号出人，还是被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之后，政府曾找山西票号入股，再遭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以后，自然而然地垄断了几乎全部官银汇兑业务，这对于山西票号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晋商拒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怕“外人”和“外资”插手票号。这是由票号的家族性质决定的，在票号的掌权人看来，票号就是他们的家族产业，是不容许外人染指的。他们压根就没有现代化公司经营的理念，眼光的局限性导致他们的短视，让他们淹没在大时代的潮水之下。
（大清时的上海外滩）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上海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商丽如银行成立。到1949年，英、法、德、俄、日、美、比、荷、意、挪等10国61家银行（包括中外合资银行）在上海设立过机构。
说起来，我们在钱庄和票号身上，也隐约看到了银行的影子。但是由于它们受限于古代官商不分的社会环境，受限于小农意识和家族私产的观念，受限于动荡变乱的时局，加上管理制度的低效和老化，以及领导层的短视等等原因，最终也没能蜕变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遗憾。
不过回过头去，我们还是要敬佩老祖宗们的智慧，在封闭的、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也能把金融玩得那么溜，已经很是不简单。
（图片来自网络）
2017/8/3
胡雪岩（1823－1885），本名胡光墉， 字雪岩，出生于安徽徽州绩溪，13岁起便移居浙江杭州。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
胡雪岩幼年时候，家境十分贫困，以帮人放牛为生。胡雪岩12岁那年，父亲病逝。13岁的胡雪岩开始就孤身出外闯荡，到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19岁的胡雪岩被杭州阜康钱庄于掌柜收为学徒，于掌柜没有后代，把办事灵活的胡雪岩当作亲生儿子。于掌柜弥留之际，把钱庄悉数托付给胡雪岩。这所价值5000两银子的钱庄，堪称胡雪岩在商海中的第一桶金。26岁的胡雪岩结识“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挪借钱庄银票500两银钱，帮王有龄补实官位事发，被赶出钱庄。
如此这般胡雪岩和王有龄成了莫逆之交，在王有龄仕途通达官运恒通的时候，王有龄知恩图报，为胡雪岩做大做强，建立商业帝国，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清光绪八年（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生丝价格日跌，企图垄断丝茧贸易，却引起外商联合抵制。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开始了。开始，胡氏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占据上风。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再就是中法战争爆发，市面剧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事已如此，胡雪岩已无回天之力。
清光绪九年（1883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
清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顺天府尹毕道远等上《阜康商号关闭现将号伙讯究各折片》，告知朝廷京城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初七日（1883年12月6日），清廷下旨让时为闽浙总督的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密查胡雪岩资产，以备抵债。
清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廷再下谕旨，将胡雪岩革职，并让左宗棠追剿胡雪岩欠款。由“买丝若干包”可知，胡雪岩确实在破产前购买了大量生丝。
清光绪十年正月初七日（1884年2月3日），清廷下旨催促左宗棠加紧清理。左宗棠确实曾派人去查封杭州胡雪岩的当铺、商号等，并向清廷奏报。
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即在福州病逝。同年十一月，胡雪岩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由此可见，在生丝交易上，导致阜康钱庄倒闭的原因如下：
其一，外部原因是胡雪岩要垄断生丝市场，展开了中外商业大战，结果就是胡雪岩是以一人之力，应对欧洲列强的各个国家，欧洲列强几个国家抱起团来，对付胡雪岩一个人。
其二，内部原因是李鸿章釜底抽薪，调换了相关对外贸易人员，从根儿上彻查胡雪岩（因为李鸿章和左宗棠向来有隙，李鸿章欲搬倒左宗棠，只能从左中堂的身边人下手，既先搬倒胡雪岩。），胡雪岩岂有不败之理。
其三，这是胡雪岩自身的问题，胡雪岩坐拥偌大的商业帝国，胡雪岩的内心开始膨胀，胡雪岩驾驭不了内心欲望的烈马，胡雪岩的欲望远远大于了能力，面对白花花的银子，没有经得住诱惑，突破了道德底线。
以下是左宗棠对胡雪岩的评价：“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实为缓急可恃。臣入浙以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得多得之员。”
胡雪岩一生跌宕起伏，最终一贫如洗；真是赤条条来，又赤条条走；胡雪岩死前被抄家，留下的资才甚少，众多产业中仅有胡庆余堂留存于世。
胡雪岩开设的胡庆余堂，始创于1874年，地处杭州吴山脚下。在中医药漫长的发展源流中，胡庆余堂以其精湛的制药技艺和独特的人文价值，赢得了“江南药王”之美誉，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
胡庆余堂许多匾额都是朝向外挂的，唯独“戒欺匾”是挂在营业厅的背后，是挂给内部员工看的。这块匾为胡雪岩亲笔写就：“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唯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
在胡庆余堂百年历史中，流传着许多耕心制药的故事。如“局方紫雪丹”，是一味镇惊通窍的急救药，按古方制作要求最后一道工序不宜用铜铁锅熬药，为了确保药效胡雪岩不惜血本请来能工巧匠，铸成一套金铲银锅，专门制作紫雪丹。现金铲银锅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并誉为中华药业第一国宝。
清光绪四年（1878年），胡雪岩在亲笔跋文的“戒欺”一匾。它高悬于厅堂，被奉为店训。
胡雪岩商道已经成为一种经营理念浸渍在胡庆余堂品牌内涵中形成一个完备的人文体系，核心就是“戒欺”。其“是乃仁术”、“真不二价”“顾客乃养命之源”等经营理念，已超越了中医药范畴，将为打造“诚信”社会作出最明确的历史诠释。
“戒欺”匾曰：“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上述文字是胡雪岩留给后人的最有价值的品牌遗产。
“戒欺”反映在生产上就是“采办务真，修制务精”。“采办务真”的“真”，指入药的药材一定要“真”，力求“道地”，从源头就优选药材质地；“修制务精”的“精”是精益求精，其意是员工要敬业，制药精细。
在经营上，“戒欺”的体现是“真不二价”，向顾客正言胡庆余堂的药童叟无欺，只卖一个价。胡雪岩还把“顾客乃养命之源”写入店规，教育员工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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