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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37年(1772年)时，罗芳伯决定下南洋，那年他35岁。史料上记载，罗芳伯，客家人，“少负奇气，生性豪迈，任侠好义，喜结纳，”生来是个当领袖的角色，年轻时在乡里“少年游”，伙伴们都“唯唯听命”。
决定下南洋，在乡里人看来很自然，因为梅州是一个“俗慕海利之乡”，自古以来“有志之士，竞谋泛海出国”就蔚然成风。罗芳伯也曾念书，但没考中什么功名，于是转而去下南洋。 但是，这条路却并非一条康庄大道。首先，官府不允许。从明代起，皇帝就下令海禁，后来有所松弛，到了清朝初年，朝廷为剪除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又一次严令海禁。这次海禁不但“片板不准入海”，而且还将沿海居民内迁，设界防守。台湾郑氏集团降清后，海禁曾有所松动，但是最多只是允许海上贸易，移居海外从来都是禁止的，直到1860年才真正开禁——那时已是咸丰年间，外国人的势力已经打进国门了。
另一方面，罗芳伯们要去的地方，也并非天堂。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正处在荷兰人统治下，“红溪惨案”发生不过30余年。
荷兰人是从1596年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的。他们对华侨的态度，经历过数度转变。在他们刚占领雅加达(后被荷兰人改名巴达维亚)时，看到“市内只有几个爪哇人”，而少数定居在那里的荷兰居民“懒得出奇”，但在那里的华侨，用一位荷兰官员的话形容，“是诚实的商人，精于运算，比任何其它民族更能适应恶劣的环境。”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初期鼓励并大力招徕华人入境的，指令荷兰人的船队“要大量招徕中国人，特别是木匠、伐木匠和渔民，要渔民把鱼网一起带来。”
但是到了中国移民大量增加，在商业上与荷兰本国移民发生冲突后，荷兰人开始对中国人设限，1683年以后禁止蓄辫(满洲发式)华侨入境，并大幅提高已定居华侨的人头税。然而，这些禁令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反而是让荷兰官员和华人的当地头领从偷渡者那里得了好些银子，连运载这些中国移民的华人船只也从中渔利，“华侨新客乘船南下时，一概交缴船费”。 1738年，荷兰人开始给华侨发居留准证，每证收2元，交不起钱的华侨四处逃亡，被抓到的都押去做苦工，1740年，荷兰当局因中国人喜穿黑衣，见到穿黑衣的就抓，终于激起华人造反，最后演变成对华人的一场血腥屠杀。
荷兰人制造的这场事变，实际打击的也是荷兰人自己的利益。惨案之后巴达维亚及其它荷属地区陷入萧条，他们的总督华尔庚尼尔为此被撤职查办并入狱。荷兰人不得不重新招徕中国移民。惨案过后的第二年，中国商船又开始恢复驶往巴达维亚，1743年到的中国商船有5只，1744年就增加到14只，而且一再突破船只载人的限额。比如，1754年到的5只船，正式登记的载人数1928名，实际多达4608名。而从港外小岛登陆的偷渡客更是不计其数。 学者朱国宏在《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一书中，叙述了其中的内因:那就是粤、闽两省的人口压力。1381年时，广东人口310万，福建人口384万，那是明朝的后期。到了1626年，广东和福建人口分别为414万和553万。与此同时，人口密度增加了，1381、1491年间，广东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14人增加到17人，而福建则从每平方公里31人增加到41人。到了清初，依然是“地狭人稠，仰粟于外”。 就在罗芳伯与决计率领同乡们下南洋之时，大批的广东和福建的客家人在往内陆走，向北向西，去填因战乱而荒芜的四川。驱使他们移民的动力，实际与罗芳伯们是一样的。罗芳伯要去的地方，不在巴达维亚，而在西婆罗洲。那里传出消息说发现了金矿。到南洋淘金去——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诱人的图景了。 罗芳伯的出海路径，是经岐岭、经老隆，沿东江而下到羊石，最后，罗芳伯率领着一百余名同乡，从虎门上船。那个68年后因林则徐烧鸦片而闻名天下的海口，自古就是下南洋的集散地之一。
有人说兰芳曾经派人去清廷请求接纳，当时乾隆并没有接见他们，但派了要员接见，然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李金明认为，更可能的，是兰芳公司在南洋一隅的自生自灭。 刚到西婆罗洲的时候，后来的坤甸港还没有开发，罗芳伯是从一个叫“三发”的地方上岸的。此处“但见长林丰草，广袤无垠”，当地土著都以打猎采野果为生，整个一个荒蛮之地。但在罗芳伯的眼里，这地方“沃壤千里，所谓天府之雄国”。 在罗芳伯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有了几拨中国人。在一本从兰芳公司传下来的《兰芳公司历代年册》中，描述当时坤甸有“聚胜公司、四大家围。”而在当地占上风的，是潮汕人。这些被称为“福佬”的来自潮阳、揭阳的中国移民，占了在东万律和茅恩等地的金矿。而在另一处叫明黄的地方，开金矿的是来自潮州的大埔县人，与潮州其他地方不同，大埔的人都是客家人。而来自嘉应（今梅州）的客家人，散居各矿，颇受潮汕人的欺负。
罗芳伯的到来，让这里的客家人觉得来了大佬。按《年册》的描述，罗芳伯生得“虎头燕颔，长耳方口”，喜怒不形于色，华侨们“皆器重之”。
既受拥戴，罗芳伯决计要为乡亲们开辟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他邀集一百多名同乡，夜晚启程，天亮时到达一处叫山心的地方，在那里开金矿的也是大埔人，为首的叫张阿才。
那张阿才一见，呼拉拉来了一百多人，吓得仓皇逃走，罗芳伯急忙上前用客家话说道，我们都是好兄弟啊！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经营这里呢？自此，他们在山心落下了脚，开矿山，修房子，建栅栏，周围的客家人纷纷投靠。他们建立起了“兰芳公司”，就把总部设在了东万律，总部附近，建民房，造店铺，成了个小小的中国城。
当时在附近有个叫茅恩的地方，为首的中国人叫黄桂伯，是潮汕人。他手下的“功爷”叫江戊伯，是罗芳伯的同乡嘉应府人。罗芳伯于是派一名手下叫刘台二伯的，在斗笠里藏了一封信带给江戊伯，与他里应外合，一举拿下茅恩。这一下，震动周遭，附近的一系列华人势力纷纷归顺。
可是还有一个叫做刘乾相的华人不服。他手下有500多人，占据着明黄这个地方。他不但不服，还有吞并兰芳的意思。这就必然要打一仗了。当时罗芳伯作战地动员说:消灭了刘乾相，我们再吃早饭！罗伯芳的弟兄们一早上破了刘乾相六个大寨，刘乾相被赶得跳了海。此一役，被称为兰芳公司史上的“第一血战”。
不过，此时“兰芳”的征战还没有完。再要扩大势力范围，就要结盟。罗芳伯与坤甸的马来人苏丹(首领)开始走动起来。苏丹手下的人造反，罗芳伯派兵帮助摆平，苏丹感激之下，两人成了结拜兄弟。于是，当罗芳伯与当地土著再发生战事，苏丹会站在他的一边。 罗芳伯领导的最大一战，是与土著人争夺新港。这场战事持续了9个月之久。最后，土著人请了苏丹来说和，重新划定地界，埋下竹桩为证。从此，“兰芳”的根基终于稳固了。
为这一仗，罗芳伯也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一年之后，罗去世，终年58岁。罗芳伯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件事:罗芳伯派名叫黄安八广东镇平（今梅州市蕉岭县）人，带着罗芳伯夫人捐出的金银首饰去采购粮食，黄安八竟然卷款逃，罗芳伯从此立誓:今后兰芳的太哥位置，只能由嘉应州来人继任，而副首领则由大埔人接任。其他各处的头人和尾哥、老太等职，就不限地域了。 这里就要谈到“兰芳”制度。
后人谈到兰芳，许多人将其推崇为华人的第一个共和国，因为兰芳大总制创立于1777年，仅比美国建国晚一年。而兰芳实行是民主制，其首领是公推公选的。
在《年册》中，讲到这些首领待遇。从太哥到副头人，都是有俸禄，再往下官员，尾哥和老太，都是义务性，如同乡村中的乡绅和主事，不拿钱。
“兰芳”政权的运转经费来自其成员们纳税，比如开金矿，要交“脚仿金”，种田交“鸦息米烟户钱”，做生意也抽税。兰芳治下人口有多少，没有确切数字。《年册》中说有2万余人，也有人说有一二十万。
兰芳官员们除了抵御外敌和征税，日常另一件主要工作，是断案。如果有人犯重罪，比如杀人，要斩首示众，如果是打架斗殴、就抽藤条、如果只是口角是非、就判赔红绸大烛赔礼。他们做这些事，实际与农村宗族长老解决纠纷的方式差不多，《年册》说、在罗芳伯时代，荷兰人势力还没有进来，法度都是罗太哥说了算。
罗芳伯去世后，江戊伯就被众人推举继任太哥。江戊伯是罗芳伯嘉应府（今梅州）老乡，武功超群更兼忠心耿耿。在他之后，还有11任太哥，其中有两任都为重新当选，从第六任刘台二开始，太哥被改称甲太。
甲太是荷兰人授予的官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兰芳的首领，除要本族人推举，还要经荷兰人批准。而副首领，也改称为甲必丹。从这时起荷兰人势力越来越大了，兰芳公司要向荷兰人纳税——当然税率是可以谈，荷兰人会留下部分给兰芳公司。而就是这位刘台二，一度因为被指勾结荷兰人，被族人关起来并免职。
有位荷兰学者高廷(J. J. M. De Groot)，当时曾在印尼任职。在兰芳公司最后几年中，高廷与兰芳末代甲太刘阿生有很多交往。在兰芳公司被荷兰人解散后第二年，他写了本书《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写下他对兰芳认识和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批评。在他看来，兰芳公司与中国农村长老乡绅根据民众意愿管理公共事物的村社自治是一致的，兰芳就是“名正言顺寡头政治共和国”。 或许从这时起，就开始有人开始把兰芳公司称为兰芳共和国。而兰芳人自己从来没这样自称过。 罗芳伯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件事:罗芳伯派一名叫黄安八的广东镇平（今梅州市蕉岭县）人，带着罗芳伯夫人捐出金银首饰去采购粮食，黄安八竟然卷款逃了，罗芳伯从此立誓:今后兰芳的“太哥”位置，只能由嘉应州来的人继任，而副首领，则由大埔人接任。其他各处的头人、尾哥、老太等职，就不限地域了。 这里就要谈到“兰芳”的制度。
后人谈到兰芳，许多人将其推崇为“华人的第一个共和国”，因为“兰芳大总制”创立于1777年，仅比美国的建国晚一年。而兰芳实行的是民主制，其首领是公推公选的。
在《年册》中，讲到这些首领的待遇。从太哥到副头人，都是有俸禄的，再往下的官员，尾哥和老太，都是义务性的，如同乡村中的乡绅、主事，不拿钱。
“兰芳”政权的运转经费来自其成员们的纳税，比如开金矿的，要交“脚仿金”，种田的交“鸦息米烟户钱”，做生意的也抽税。兰芳治下人口有多少？没有确切数字。《年册》中说有两万余人，但也有人说有一二十万。
兰芳的官员们除了抵御外敌和征税，日常的另一件主要工作，是断案。如果有人犯了重罪，比如杀了人，要斩首示众，如果是打架斗殴，就抽藤条，如果只是口角是非，就判赔红绸大烛赔礼。他们做的这些事，实际与农村的宗族长老解决纠纷的方式差不多，《年册》说，在罗芳伯时代，荷兰人的势力还没有进来，法度都是罗太哥说了算。
罗芳伯去世后，江戊伯被众人推举继任太哥。江戊伯是罗芳伯的嘉应府（今梅州）老乡，武功超群，更兼忠心耿耿。在他之后，还有十一任太哥，其中有两任都是重新当选，从第六任刘台二开始，太哥被改称“甲太”。
“甲太”，这是荷兰人人授予的官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兰芳的首领，除了要本族人推举，还要经荷兰人的批准。而副首领，也改称为“甲必丹”。从这时起，荷兰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兰芳公司要向荷兰人纳税——当然税率是可以谈的，荷兰人会留下一部分给兰芳公司。而就是这位刘台二，一度曾因为被指勾结荷兰人，被族人关起来并免职。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廷(J. J. M. De Groot)，当时曾在印尼任职。在兰芳公司的最后几年中，高廷与兰芳的末代甲太刘阿生有很多交往。在兰芳公司被荷兰人解散后的第二年，他写了一本书《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写下他对兰芳的认识和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批评。在他看来，兰芳公司与中国农村的长老乡绅根据民众意愿管理公共事物的村社自治是一致的，兰芳就是“名正言顺的寡头政治共和国”。 或许从这时起，就开始有人开始把兰芳公司称为“兰芳共和国”。而兰芳人自己，从来没这样自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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