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名人的提纲（邓子恢）邓子恢 简介 邓子恢(1896—1972)，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农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福建龙岩人。1913年入龙岩中学学习。五四运动中受到革命洗礼，创办进步刊物《岩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暴动副总指挥、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党代表，领导了闽西农民起义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闽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历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领导华东、中原、中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及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委副主席等职，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改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1953年后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出了发展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方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了正确意见，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等，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期间惨遭迫害，因病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1981年3月冤案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邓子恢最重“闽西情” 邓子恢是新中国的农业专家，曾身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他在农业问题上曾与毛泽东发生过矛盾，但两个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闽西的革命岁月中就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前不久，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深情讲述了父亲和毛主席的一段交往，并称这一直是父亲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 邓子恢为病中毛泽东炖牛肉汤 邓子恢与毛泽东的初次见面颇费周折。1929年3月，一直在闽西闹革命的邓子恢闻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经赣南杀向闽西、长汀时异常兴奋，他深知红四军的到来将极大改变闽西的局面，便星夜赶往长汀会见毛泽东。还没有赶到，红四军又撤离长汀向瑞金进发。邓子恢知道红军神出鬼没，于是写信请求红军入闽，红四军决定重返闽西时，毛泽东也回信要求邓子恢务必于5月22日在蛟洋见面。等邓子恢到了蛟洋，红军因战斗需要又向龙岩推进，一心想见毛泽东的邓子恢马不停蹄又奔向龙岩，最后终于在龙门追上了红四军大部队。红军官兵平等，凭肉眼很难辨认出谁是部队的指挥员。经多次打听，才见到了衣着简朴，而威名远扬的毛泽东、朱德。首次见面，举止不凡的毛泽东给了邓子恢深刻的印象。 到了1929年6月底，毛泽东不再担任红四军主要领导职务，他来到闽西休养，一蹲就是五个多月，特别是在苏家坡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邓子恢与毛泽东交往甚密，朝夕相处，经常在一起探讨马列主义理论和根据地的建设等问题。邓子恢为毛泽东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视毛泽东为师长和益友，毛泽东也非常看重邓子恢。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不但处境不顺，还患上恶性虐疾，身体肿得很厉害，十分虚弱。身为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子恢对身处逆境中的毛泽东非常关心，托人买来牛奶、白糖，每天炖牛肉汤、炖老母鸡为其补充营养，并找来当地最好的医生医治。邓子恢与毛泽东不以利交、不以势交而是危难之中显真情，这样结下的战斗情谊是最深厚也是最牢固的。由于邓子恢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不久，痊愈的毛泽东精神抖擞地重新走上了红四军领导岗位。1934年，毛泽东随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邓子恢留在了南方坚持斗争，两个人不得不拱手告别，这一别就是12年，直到1946年俩人才在延安重逢，毛泽东高兴地送给老朋友一张照片和一条毛毯。 两位地方同志也一块照吧 邓淮生告诉记者，父亲对与毛主席的这段交往非常怀念，也特别引以为豪。即使后来受到了批评，甚到丢官赋闲，这段感情也没有改变。邓淮生手指一张合影告诉记者，这张照片是1966年8月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也是父亲与毛主席最后一次合影。那天，邓子恢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一次大型活动。活动间隙，他和陈云在城楼上坐着休息。这时几位老帅向在座的毛主席说:“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毛主席当即答应:“好啊。”老人家站起身，一眼看见了邓子恢和陈云，便招呼道:“两位地方的同志也一块来吧。”大家站好，摄影师按动快门，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永远定格。回到家，邓子恢难抑兴奋的心情，把合影的事告诉了家人，言词中流露着对毛主席的深情。 儿子大胆发问，邓子恢直言不讳 两位老战友在私人感情上没的说，可在关键问题上都很“固执”，坚持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闹得很不愉快。早在1955年年底，邓子恢就因农业问题受到批评，但他不唯上，不唯权，无私无畏，敢于“顶撞”毛泽东。可是在家里，邓子恢从不向子女谈及这些矛盾，特别注意组织原则，特别注意维护毛主席的形象。 邓淮生平时长期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在那段不顺心的日子里，他常看到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沉思，子女们都不敢上前打扰，一是怕打乱他的思路，二是不愿意去触及他的伤心事。邓淮生所能做的就是陪父亲下下棋，帮着散散心。不过有一次，邓淮生实在憋不住了，大胆发问。 那是1962年夏季的一天，已考入哈军工大学的邓淮生因病在家休养。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开始对大跃进进行反思，在农业问题上要放宽政策。随后开了广州会议，中央定了农村60条，有些地方的农民允许有自留地，可以养鸡了。1962年初，在有些省份出现了“责任田”。当时，《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对于“责任田”的争论，有人说实行责任田好，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有人说不好，是单干。老实讲，邓淮生当时只关注这些争论的表面，还不能深刻的理解争论的本质。一天，邓子恢正巧在家，他知道父亲在农业问题上有着精深的研究，也知道父亲因农业问题挨了批评，以至于自己很长时间不敢触及“农业”二字，这一回邓淮生决定鼓起勇气向父亲发问:报上说的这些责任田、包产到户都是什么意思？出乎意料，邓子恢听后非常平静，既没有伤心也没有沉默，更没有抱怨、发牢骚，只是坚定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是农村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因为土地所有制没变啊！好比工人计时做工和计件做工，单位时间内生产多少个零件。农民也一样，一年内交多少粮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农民种地为何不能也采取这种办法？” 这是邓淮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父亲请教包产到户的问题，父亲的解释虽不能让他完全听懂，但父亲不随波逐流、不说违心话，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高贵品德令其终生感佩。
邓子恢纪念馆的景点简介邓子恢纪念馆，原址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东肖镇中心小学内，2013年搬迁至东肖镇革命基点村后田村后田暴动广场，与毗邻的后田暴动指挥部旧址：火星祠堂、后田暴动纪念馆呈品字形布置，是新罗区近年兴建的红色文化宣传阵地。
邓子恢纪念馆共分二层，一楼为主题展览，分9个部分展示了邓子恢在走上革命的道路、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大江南北抗日反顽（抗日战争）、挥师华东与中原（解放战争）、开辟中南新天地、领导合作化运动、倡导生产责任制和鞠躬尽瘁为人民。对邓子恢同志的生平事迹和为党、为人民创立的丰功伟业以及精神风貌，进行全面介绍；二楼主要展示邓子恢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期的办公室及卧室、会客室等场景还原，另设立音像多功能厅，通过多媒体展示邓子恢作为一代伟人的精神风貌。
七千人大会的会议简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了其他常委的一致赞同。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3月18日将这个讲话批发各地区、各部门。4月19日，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说，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调整这一年的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全面安排。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了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再次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应。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关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这一年减少1.8万多个。这一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在1962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除加强银行信贷和财政管理外，还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刮“单干风”，受到错误的批判。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之前，曾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还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十中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和法制，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淮海战役主要人物解放军：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国军：刘峙、杜聿明、孙震、刘汝明、冯治安、韩德勤、李延年
邓淮生的介绍邓淮生：国务院原副总理邓子恢之子。1942年3月出生，先后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二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学院经济系。
叶挺的故事简介！！！！！！！！！1939年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5月22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高敬亭命令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敬亭斗争”。
1939年6月24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32岁。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20]
叶项矛盾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酿成皖南事变的悲剧。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项英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有不满。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此产生了
邓子恢片尾曲 周彤简介山西省太原市歌舞团的,毕业于太原市艺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