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星辰影院人气：136更新：2022-07-27 22:59:17
汪精卫与日本人的暗中勾结，一时间把蒋介石蒙蔽住了。梅思平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授意下，来到香港，与高宗武一道，继续与日本特务西义显、伊藤芳男会谈。会谈中，梅思平正式提出了汪派关于“和平运动”的试行方案。由于梅思平的坚持，会谈的关键成了日方必须承认由汪精卫出面主和这一前提。初步谈判后，经双方幕后人物同意，决定将谈判地点改在上海。土肥原派出今井武夫到上海，具体负责谈判工作。梅思平将香港会谈的情况，专程回重庆向周佛海、汪精卫作了汇报。汪精卫等商定了中方的和平基本条件并最后定稿，由梅恩平带往上海，与日本正式代表进行会商。
为了保密起见，梅思平、高宗武等人都分别单独乘船来到上海。11月12日，梅思平先于高宗武一天到达上海。当晚，今井武夫就请他到六三亭花园的一家日本酒馆进餐。梅思平穿着鞋子在日式榻榻米上走来走去，还坐到壁龛里去，弄得今井等人不知所措。
梅思平说，这是他初次与日本人交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菜肴。他一面夹着生鱼片，一面苦笑着说道：“从此我也将被人们称做汉奸了吧？”第二天，梅思平、高宗武与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进行了会谈，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长周隆库担任翻译。
会谈的焦点，是汪精卫既要卖国，又要名份。但是既然卖国的大政方针已定，那么技术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对于这一点，土肥原有着充分的信心，他指示日本谈判代表，一拖二压，汪派迟早会顶不住的。果然，双方在一些技术问题上纠缠一段时间后，终于达成妥协。
到11月20日，从早晨起，影佐和今井与中国方面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进行了协商。影佐只是在会谈开始与结束时参加了一下，一切都由今井负责。到这时候，双方实际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项目，只是在措辞上作了一些修改，极其简单地就结束了会谈。
晚上7时，双方在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根据这一协议：日本和中国共同防共，缔结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有居住权和营业自由；日华经济合作；中国赔偿日侨损失；日本发表解决时局的条件时，汪精卫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当梅爱文就读的联立中学举行抗战演讲比赛时，她还以《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为题参加了比赛。梅爱文慷慨陈词，语调激昂，并不时高呼“打倒汉奸梅思平！”“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博得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此后，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邀请她去演讲。
随着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小女孩梅爱文在当时成为一个热点人物。甚至过了七八年，还是有人请她演讲。
1945年9月26日，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了梅思平等23名汉奸。1946年9月13日梅思平第二次申诉被驳回后，他意识到死神即将来临。翌日清晨，狱卒催促梅思平起床，并告诉他：“庭上要传你问话。”他匆忙披衣，把早已写好的遗书包在白手巾中，跟随法警走出监舍。
监刑官告诉梅思平：“你的死刑已经决定了。你有什么遗言要对家人说，我们可以替你记下来转告。”梅思平解开白手巾，取出三封遗书：一封给蒋介石，一封给司法行政部谢冠生部长、洪谢雨次长，还有一封分别给其家属。他写给子女的是“努力读书忠贞报国”八个字。女儿爱文和父亲的“忠贞报国”不同，她选择的是和父亲的期望完全不同的道路，她选择了正确的方式报效国家。
梅思平（1896—1946），浙江永嘉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历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在此烦闷之空气中，汪先生反而态度坚决，毅然主张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当时干部同志会议意见亦颇分歧，但汪先生则提出如下之理由：
一、和平运动固已绝望，吾辈如为明哲保身起见，出可悬崖勒马，从此罢休，即日军以我等为俘虏亦属无妨。但如此做法，于个人或者比较有利，但于国家、于人民、于后方之抗战同志则无所裨益、无所援助。吾人既做到如此地步，则尽可利用环境，转做于抗战有利之工作。我(汪先生自称)此次出来，日本总以为我与蒋先生唱双簧，以为中国真欲媾和，我不妨将计就计，借此为缓兵之计。自我等离开重庆、发表和平通电之后，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为和平真正到临，均已丧失战意。即其政军最高当局亦将信将疑，彼为节省实力计，亦均希望我之运动可以成功。即三数深知内幕者如影佐祯昭等，在今日固已明知我之运动前途渺茫，然彼为保全自己地位计，亦皆讳言和运之失败。其他不知内幕者，如和知、田尻之类则又与影佐等争功，以为影佐可以得到和平之门径，彼等亦可以另觅路线．于是自欺互欺，皆以为和平指日可期，殊不知前方军士、后方人民于和平宣传之下即己消失战意于无形。我等今日如果明白宣言和平运动已经失败，岂非揭穿西洋镜而争[增]强日本军民之战意?我等为自全之计则可，为国家计则不可。中国之抗战非国际形势有极大之变化，则不足以图胜利。故非旷日持久不为功，非缓兵顿敌以老其师，而静待国际形势之变化，别无良策也。重庆各同志现在正在整理后方、编训部队，而我等在此覥颜厚面与骄敌相周旋，日夜以和平之说羁糜之。即其不信，使其怀疑，亦足以挫其锐气。但我等又不能以通电、宣言等空文搪塞，必须有所组织，以和平救国为号召，然后可以与敌人作一、二年甚或三、五年之周旋。如能延宕数年，使后方可以稍资休息，即使国际形势无变化，而后方自力之增强，亦可以作长期之抵抗。故我等组织政府并非与重庆争政权，乃为重庆作掩护，减弱日军之战意而缓和其攻势。即从反面言之，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于重庆之抗战工作固丝毫无所妨害。我等既非如共产党之在延安于抗战后方另组政府，扰乱战线，割裂军政，又不谋于抗战区内占据尺寸之地盘，以自树势力。我等所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末可知。
二、从人民之利益言之:沦陷区域如一任敌人之蹂躏、而无中国政府之保护，则痛苦自必益甚。各地维持会或因人品不齐而转为日军作伥而贼害良民者，或因力量薄弱不足以资保护者，即维新政府、临时政府其力量亦感微薄。如果集合各方之力量，在南京组织比较健全之政府，以统一沦陷区之行政，使沦陷区之人民不受敌人军政之压迫，则关系国家之元气，诚非细小。我等固知在敌人势力下组织政府，其职权自然受种种束缚，更不能作十分强硬之交涉，然较之一任敌人之宰割者当较胜一筹。且既有政府，则敌人亦不得不稍有顾忌，而沦陷区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得有一告诉之门，我等即不能一一解除，然若能减轻若干分之痛苦，则亦未始非人民所愿望。
三、至于共产党问题，我(汪先生自称)确信抗战愈久，则共产党之力量愈强，此在抗战中为无可奈何之事实。在后方区域，中央势力所及，自有控制之方法。至在沦陷区域，则中央势力既已不及敌人，所占者为点及线，其顶必尽为共产党所占据。人民既无所领导，尤易为共党威迫、利诱所胁持。深恐数年之后敌人虽然败退，而沦陷区内共产党之势力则不易铲除，其恶毒或且视敌人为尤甚。我等今日如能在沦陷区恢复国民党之统治、恢复国民党之组织，仍以三民主义领导人民思想，则沦陷区人民必能仍集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恢复并保存其民族意识，则共产党势力蔓延必可制止其大半。且今日后方同志反共工作甚为困难，盖既为联合抗战，当然不能明白反共。我等则无此拘束，且正可利用敌人“共同防共”之口号，使敌人与共党互相牵制。我等如能运用得法，亦可于此夹缝中，在沦陷区内建树若干分之力量，将来自可与后方同志相结合。今日后方同志所不能做之工作，我等正可优为之，或且为战后工作奠一部分之基础。至于成绩如何，固视吾人能力转移。故欲在沦陷区内展张反共工作，则又非恢复国民党及组织国民政府不可。
四、再退一步言之:在今日之国内外环境下，抗战之胜败尚在不可知之数。抗战如果胜利，则我等在南京组织政府者，不过个人之身败名裂而己，于国家、于人民无所损害也。即政府成立之后，不得已或须与敌人签订若干不利之条约，但抗战如果胜利，则此等条约当然无效。反之，万一抗战失败，则吾人已先在南京成立政府，或可利用轴心国际之牵制，使日本对中国之束缚稍为减轻，或可利用若干比较优良之既成事实，使战败之负担不至过于严酷。总之，我等组织政府，抗战胜利则无害，抗战败则有利，为个人打算则为冒险、为狂妄，为国家打算则为万一不幸时之一种保险办法。
为同志反复开导，并坦白声明:同志之参加尽可自由，有此牺牲之决心者即行参加；否则将来身败名裂，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则莫可谁尤。因此，即决定在南京组织国民以府。所取之政策如下:①恢复国民党之党治系统，惟容纳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者参加中政会及政府各院部。②恢复国民党之组织及三民主义之宣言。③恢复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当时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④正式宣布反共政策。⑤与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进而与德、意等轴心国建立外交关系。⑥内政方面恢复独立行政，辙废日本之军政。汪先生本此政纲，即于二十八年底经日本驻华代表影佐祯昭等与日本军政当局往返磋商，经过无数波折，日本方得同意以上各项之政纲。又与维新政府及临时政府商谈合并办法，最后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在青岛会谈，决定于是年三月以国民政府还都之方式，成立沦陷区统一之政府。
淞沪会战之后，在南京，出现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其成员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俱乐部的成员包括：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胡适等一批文武高级人士。
被一般人目为魔窟的“76号”，大门日夜敞开，武装守卫，戒备森严。头道二道大门，砌成牌楼，上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院内高竖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国旗，内部另辟一室，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这些都是做幌子的。
“76号”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镇压沦陷区的抗日志士。被捕的人，先由吴四宝手下的亡命之徒非刑逼供，惯用的有灌水、抽打、上老虎凳等酷刑。其他区、站、组的情况也是如此。
特工总部成立后，为避免租界当局注意，请领汽车执照时，都用私人名义，内有用岳光烈（财务科长）名义领照的一辆，1940年春，“76号”人员乘该车在租界内有所行动未遂，执照号码为捕房抄去。某次岳光烈乘该车去戈登路（现江宁路）立泰银号途中，为戈登路捕房连人带车关进捕房。岳的同事孙时霖前往探询，也被扣留，并将司机名老李者用电刑逼供，要他招出在租界内的绑架案件。后由“76号”向捕房疏通，才取保释放。事后听说，“76号”曾被戈登路捕房敲去一笔很大的竹杠。此后，“76号”有几辆汽车出事，无法再在上海行驶，曾运至南京区使用。
这一时期，重庆也有军统中统的“上海区”人员留驻上海，与“76号”勾心斗角，互施报复。季云卿（李士群的老头子）、曹炳生（法租界捕房督察处长）、陈明楚（特工总部南京副区长）、余王介（特工总部无线电台长）等，都因与“76号”关系密切，被对方暗杀。季云卿被杀地点，即在成都路季宅附近，算是给“76号”的一次示威行动。季死后，一应丧仪都由李士群负责，并对季妻金宝师娘始终敬如上宾，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1938年12月，汪精卫离开重庆，转道昆明到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三原则，停战言和”。这时日方一手扶植的南北两个傀儡政权（以王克敏、王揖唐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因资望不孚，作用不大，因此以“南北统一，恢复国民党政府”为饵，诱汪上钩，派人与汪秘密接洽，一拍就合，即由日方护送汪秘密来到上海。汪在来沪前，先派陈春圃到上海，与丁默邨、李士群等联系，布置汪精卫来沪后的安全和警卫问题。陈春圃住在“76号”，李士群乘机大献殷勤，极力招待。不久汪精卫到上海，住在愚园路1136弄内，对外严守秘密，李士群命张鲁兼任警卫总队第一大队长，挑选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100余人，驻在该弄弄口洋房内，负责汪精卫的安全。
汪精卫到上海后，首先发动宣传攻势，进行舆论准备，不久汪系机关报《中华日报》即在沪复刊。该报在抗战前本由曾仲鸣主持，曾随汪离开重庆，在河内被暗杀，此次则由林柏生主持。复刊后的《中华日报》大量散播汉奸言论，汪本人也不时为该报写文章。他在所写的《举一个例》一文中，曾公开宣布，南京未陷落前，蒋介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试探日方媾和条件，现拟继续寻求和平途径，以此证明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和平，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等等。这篇文章的发表，曾在沦陷区人民中引起很大的反感。
随汪精卫一起脱离重庆的周佛海、褚民谊、陈公博、梅思平等，都是在南京时的“低调俱乐部”人物（这名称是周佛海起的，他们认为抗战前途无望，和平才是唯一出路）。他们伴汪来到上海，赤手空拳，在日军卵翼下生活，而丁默邨李士群等握有一定的实力，因此，在汪精卫筹备所谓“还都”的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内中还有日方的牵线关系）。
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还都”和“组府”方针。会议是在“76号”召开的，一班汉奸新贵，为了避人耳目，不走正门，都从“76号”的后门开纳路（现武定路）进出。汪在上海期间，还开了一个“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追悼在河内被暗杀的曾仲鸣和上海的季云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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